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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赫利尔小姐问。
“亲爱的小姐，我能做什么呢？没有任何证据。我的怀疑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瞬间的印象上的，有可能只是我的想像。我惟一能做的，而且已经做了的事是去寻找死者的亲人。当我再回到伦敦时，我去拜访了那位租房子给死者的房东太太，那次会面的结果我已经在前面跟你们说了。”
“然而你是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头的呀？”马普尔小姐说。
劳埃德大夫点点头。
“有一半的时间，我为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这么个举止得体的英国女士怎么会跟一桩罪恶的、凶残的杀人案连在一起呢？她在岛上的短短的时间里，我热情地尽可能地帮助她，协助她与西班牙当局周旋，总之，我尽到一位英国绅士的责任，在异国他乡帮助一位自己的同胞。然而，我想，她知道我怀疑她，并且不喜欢她。”
“她在那儿住了多久？”马普尔小姐问。
“大约有两周吧，达兰特小姐就葬在了那儿。十天之后她才启程回国。这场灾难让她感到很难受，她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她本来打算在那儿过冬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她朋友的死真的让她很难过吗？”马普尔小姐问。
大夫有些犹豫。
“从表面上看是不太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地说。
“她有没有，比如说，长胖了些？”马普尔小姐问。
“真奇怪，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想起来了，我想你是对的，她……是的……她的体重是有所增加。”
“太恐怖了，”珍妮·赫利尔说着，有些战栗，“这就像……就像是朋友的血养肥了她。”
“然而，从另一方面，我可能有些冤枉她，”劳埃德大夫继续说，“在她离开之前，她说了几句话，这些话似乎与此案风马牛不相及，我相信可能是她良知的苏醒，尽管时间较长，但最终她承认了她犯的罪行。
“在她离开加那利岛的前一天晚上，她请我到她那儿去，非常感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我当然告诉说，那是我该做的，我只是做了在那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此等等。这之后是一阵沉默，然后，她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她问，‘不通法律自行解决是合法的吗？’
“我告诉她说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是不合法的，法律毕竟是法律，任何人都只能遵守它。
“‘即便是在它无能为力的时候吗？’
“‘我不懂你意思。’
“‘这很难说清楚，一个人可能会做出完全错误的事情，也许是犯罪，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做。’
“我冷冰冰地答道：‘可能有些罪犯当时会有那种想法。’她立即缩了回去。
“‘太可怕了，’她小声嘟囔着，‘太可怕了。’
“然后，她换了一种口气，问我能否给她一些能让她入睡的药片。‘自从，’她有些犹豫，‘自从那可怕的事情发生后，我一直不能安稳地睡好。’
“‘是吗？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脑子里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什么？’
“‘脑子里？你认为我脑子里该有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语气中带着怀疑和冷酷。
“她细想了一会儿之后说，‘你是指对未来的忧虑还是对过去的焦虑。这两者中哪一个不能改变呢？’
“‘两者都不能改变。’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你无法挽回，焦虑又有何用？人不必沉溺于过去，毫无必要。’
“我给她开了些比较温和的安眠药，就告辞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她刚说过的那些话，‘你不能挽回……’是指人还是指物呢？
“这最后一次会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我对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有了思想准备，我当然不希望发生什么事，如果一旦发生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你瞧，玛丽·巴顿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天良未泯的女人，而不是凶狠的悍妇，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也愿意遵从这些原则，只要她还相信原则，她就不会去弱化它们，从与她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猜想她定是开始对自己的原则产生了怀疑，她的那些话是向我暗示一种深刻的良心上的反省。她后悔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那是一年中的旅游淡季。我想想，大概是在三月下旬，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报上说，一位住在那儿的一家小旅店的女士巴顿小姐，行为怪异，特别引人注意，一到晚上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根本不让她周围的人安睡。有一天，她唤来了牧师，自称有极重要的事要告诉他，她说她要认罪。等牧师来了，事情进行到一半，她突然站起来说，改天再谈。牧师认为这是轻度的精神不正常引起的。没有把她的悔过看得很认真。
“第二天，有人发现她失踪了，有一张字条留给了验尸官，上面写道：
‘昨天我试图跟牧师坦白，招认一切，但被阻止了，她在冥冥之中不让我那么做。我只能用这种惟一的方式来赎罪，那就是以命抵命。我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溺死于深海中——回到上帝那儿去。我原本相信我已受到审判，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要是期望艾米原谅我的话，只有随她而去，任何人都与我的死无关——玛丽·巴顿。
“在附近一处僻静的海滩上发现她的衣服，很显然她是在这儿换的衣服，然后义无反顾地向深海游去，当时的深海是很危险的，风大得能把人吹离海岸。
“尸体一直没找到，但人失踪到一定的时候，就被认定为死亡。她是一位富姐，有十万英镑的遗产，由于她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笔遗产就自然留给了她最亲的亲属，在澳大利亚的表兄妹一家。报纸上还谨慎地提到发生在加那利岛的悲剧，是想说明达兰特小姐的死使她朋友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陪审团的最后裁决是：‘一时的精神错乱导致的自杀。’
“这场悲剧以艾米·达兰特和玛丽·巴顿的死而落下帷幕。”
好一阵的沉默之后，珍妮·赫利尔小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你不能在最精彩的地方打住了，继续讲呀。”
“不过，你看，赫利尔小姐，这不是故事连载，这是真实的生活。现实生活往往会在它选定的地方停下来。”
“但我不想它停下来，我想知道……”
“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地方了，赫利尔小姐。”亨利爵士解释说，“为什么玛丽·巴顿要杀害她的陪伴？这就是劳埃德大夫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噢，得了，”赫利尔小姐说，“她可能有许多理由要害她，我的意思是说——嗯，我也搞不清楚。死者也许让她烦了，也许是嫉妒死者，虽然劳埃德大夫没提到过任何男人，但在那只救她上来的船上……大家都知道，人们对船以及对海上航行的各种说法。”
赫利尔小姐停了下来，因为说得太急而有些气喘。她的观众更多的是喜欢她那迷人的面孔，它显然要比里面的脑子优越得多。
“我有多种猜测，”班特里太太说，“但我只说一种，我想可能是巴顿小姐的父亲以毁掉艾米父亲为代价而聚集起了他的财富。因此，艾米决定报复。噢，不，完全弄反了，真讨厌，有钱的主人为什么要杀害一文不名的陪伴呢？啊，有了，巴顿小姐有个年轻的弟弟爱上了艾米·达兰特，示爱未果而开枪自杀。巴顿小姐等候时机，待艾米小姐家道败落后就雇了她，把她带到加那利岛，完成了她的报复计划，这推测怎么样？”
“妙极了，”亨利爵士说，“只是我们不知道巴顿小姐还有个弟弟。”
“我们只能推测她有个弟弟，”班特里太太说，“否则她就没有杀人动机，你说对吧，沃森？”
“没错，多莉，”她丈夫说，“但那只是一种猜测。”
“当然是猜测，”班特里太太说，“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猜测，我们又没有什么线索，亲爱的，你接着讲，给我们讲讲你的猜测。”
“我的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觉得赫利尔的分析好像有点道理。她们肯定是为了某个男人而闹翻的。多莉，想想看，此人有可能是某个高教会的牧师，她们都给他做了件长袍或者其他什么。他先穿了达兰特小姐给的那一件。根据这种思路推测，事情就有些头绪了，再想想她是怎么去找牧师的。在一位英俊的牧师面前，这些女人都会昏了头的，这方面的故事不绝于耳。”
“尽管只是猜测，”亨利爵士说，“我也尽可能地让它周密些。我们假设巴顿小姐精神上有问题，由精神错乱引起的案件远比你们想像的要多，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开始相信她有义务解除世上某些人的生命——也许是那些生来就不幸的女人。没有人知道达兰特小姐的过去，但是她确实有过去——不幸的过去。巴顿小姐知道了她的不幸，决定履行她的‘义务’。后来她的‘正义’行为开始让她不安，她甚至完全被这种悔恨淹没了。她的结局证明了她精神上的错乱。现在，马普尔小姐，你同意我的推测，对吗？”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说，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我认为最后结局说明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足智多谋的女人。”
珍妮·赫利尔发出一小声尖叫打断了马普尔小姐。
“哦！我真笨，我能再猜一次吗？这肯定是——敲诈，那陪伴想敲诈巴顿小姐。我只是不懂为什么马普尔小姐说她很聪明地让自己也死掉。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啊哈！”亨利爵士说，“你瞧，马普尔小姐肯定会给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圣玛丽米德的类似的案子。”
“你老在嘲笑我，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责备地说道，“我得承认，这是让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