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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顶商人-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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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干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

    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以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臬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

    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库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杨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击,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而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

    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敌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官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攻克漳州,“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虽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因复逞。

    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心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

    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

    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将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煮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厂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

    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兔。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通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功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朝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局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 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 *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攻克汪海洋所据守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中乱枪阵亡,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击垮了太平军余部,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惜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需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战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们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倭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纤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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