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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我都说清了，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知青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胡主任托我向大家检查，感谢知青们尤其是王全忠同志的意见。我代表农场宣布，这项补助从今天起取消！大家还有意见没？没有就散会。”
他立即走了，老农们也陆续走了，剩下知青们还在你看我、我看你的发愣。他们积聚了十几天的劲头，忽然失去了受力的对象。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场胜利吧，知青们兴高采烈了两天。但高兴劲儿很快就没了。这不奇怪，只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清。老农们的秘密补助取消了，但知青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最多只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年底分红时知青们将会多分一点，但也很有限。18个老农每年多拿的60元钱，平均分到86名场员头上，每人不足12元。能多12元当然是好事，但似乎也值不得为此欢欣鼓舞，何况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画上的烧饼。
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但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个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但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但不再理他。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
“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频次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连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或者通话后忘了拨回广播档。而且――颜哲轻蔑地说：
“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本人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作出评议。颜哲和王全忠都对自己的智力比较自负，但这次该他们佩服胡主任了，因为这项评议完全符合政治方向，谁也不敢说它是老农对知青的报复。而且，这些评议是先从外围开始，评了崔振山、陈江、纪科这些参加过大字报风波、又有些小毛病的人，至今没有触及王全忠本人。对知青的评议也相对公允，既指出被评议人下乡后的进步，也指出他们的不足，比如崔振山干活奸滑、拉稍时稍绳老是松垂、爱占小便宜、晒场时偷吃粮库中的芝麻，等等。这些缺点人所共知，只是没人把它摆到台面上。如今一摆出来，把崔振山弄得灰溜溜的，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招数是，场里公开声明，这些评议意见将保存到档案里，“如果将来对知青招工，它们将是重要的参考意见。”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那时在公开层面一直强调“知青扎根农村”，虽然下边风传着马上就要开始招工，而且那也是知青最迫切的愿望，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提它的。所以，这次罕见的公开声明立即在知青中激起极大的心理波动――也许咱们的盼望真的快要实现了？
王全忠在农场里成了孤家寡人，就像颜哲在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前期被孤立那样。老农们不理他，知青们躲着他，包括当时曾怂恿他、曾把他当成英雄的人。只有颜哲对他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亲密一些。吃饭时他总是和王全忠蹲在一块儿，边吃边笑嘻嘻地说着闲话。刷碗时喊上我：
“秋云，我和全忠推水车，你去刷碗。”
如果不是这样，王全忠恐怕连碗也刷不成，落到淋病患者陈秀宽的地步。
我看着这种情况，很为颜哲担心。他本来没有参与那次大字报风波，老农们也不恨他。现在他的表现就像是故意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但我也没办法劝他疏远王全忠，那样未免太猥琐太没义气了。我喜欢颜哲，不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正气吗？我心情矛盾，只能悄悄地在一边观察着。
这种情景一直维持到秋季评工分。农场一年搞两次分红，同样也要评两次工分，分别是夏季分红前和秋季分红前。评工分历来是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点可以理解。但颜哲和王全忠根本不用操心，一班除了班长老肖是11分外，他俩是铁定的十分，没人会提出异议的。比如最重的“撂垛”或技术性强的“扬场”（利用风力把麦籽和麦壳分离），向来都是他俩搭档。
评分会开始了，评分会前老肖安排我到机磨房值班，我后来知道他是有意不让我参加。会上情况我是后来听颜哲说的。会上先评老肖，老肖自报11分，没有异议。然后老肖提出评王全忠，非常奇怪的是，全班人都变哑了。马三、小雷、黄瞎子，这些素来与颜哲和王全忠交好的知青都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颜哲和王全忠互相看一眼，对大家的沉默有点寒心。此后颜哲和王全忠才知道是错怪他们了，会前赖安胜已经同一班所有知青谈过话（除了颜哲、王全忠以及没有与会的我），威逼他们一定得把王全忠评成九分。少这一分，在分红时少不了几个钱，关键是要压压王的气焰。但王全忠平时在知青中有威望，他的棒劳力又是有目共睹的。这会儿知青们保持沉默，实际是一种无言的反抗，是在良心和权势之间的折中。这样的沉默令王全忠难堪，实际上令会议主持人老肖更为难堪。
颜哲和王全忠那时不知道这些内情，对伙伴们的沉默非常寒心。过了很久，颜哲第一个说话了：
“我提一下吧，我建议王全忠评十分。”
王全忠接着说：“我也自报十分。我这一年干活是啥样，大家都清楚，不用我多说。”
这时女知青徐杏芳发言了。她最近半年一直被抽到县里某个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展览会上当解说员，比起知青生活那当然是个美差，吃得好，不用干体力活，每月还有少许补助。她刚从县里回来，就赶上了这次评工分会。徐杏芳笑着说：
“我有半年不在农场，对王全忠的劳动咋样没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刚才全忠的发言不大妥当，有点骄傲的苗头。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我说的可能不对，仅供全忠参考。”
颜哲不是傻子，这时已经完全摸到了会议的脉博。他知道徐杏芳这离题万里的发言实际是非常聪明的，既不涉及实质问题，又好歹向赖安胜交了差。对于徐杏芳来说，不说以后的招工了，仅仅为了保持目前的差使能干下去，她也不敢得罪赖场长。颜哲觉得心中发凉，怜悯、厌恶、激愤兼而有之。他不客气地打断徐杏芳的发言：
“今天是评工分，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工分只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有关，不要扯远了。杏芳你说你不了解情况那就别说话，让了解情况的人说吧。”
徐杏芳脸红了，不再说话。其它人也把嘴巴闭得更紧。老肖十分难堪和恼怒，使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
“今天的会开不成了，咱班能人太多，我拙口笨舌的，管不住。赖场长放话了，要是一班的工分评不成，就拿到贫下中农评议会上去评。散会！”
第二天的老农评议会上评出了一班十个人的工分，其它人盆子的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大致都比较公平，仅王全忠和颜哲被降了一分。郜叔叔后来非常惋惜地对我说，颜哲这娃儿太可惜，原来老农们只想整王全忠，谁也没打算整颜哲，他是自己硬往枪口上撞。这一分对颜哲秋季分红的影响是：从略略的节余变成略略的负数，倒欠农场两元三角钱。颜哲绝不是看重钱财的人，但非常看重这一分。在之后好长时间里，他甚至表现得比王全忠更为郁怒。老农们都看出火色，没一个人敢惹他，连赖安胜也不敢撩拨他。
这次评工分当然不能解决老农和知青们之间的矛盾，反倒激化了它。现在，至少说硬顶着和赖安胜干的人，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其它知青们虽然不敢公开参与，但这两个人的潜势力是不容低估的。
这场闷火又开始闷起来，只看哪天一阵小风让它变成明火。颜哲不大和我幽会了，我知道他是怕影响我。其实我已经看出来，自从颜哲主动跳进这个火坑后，老农们，包括老肖班长，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至少在我面前说话不像以前随便。颜哲现在老和王全忠窝在一起，悄悄讨论着：局势可能如何发展，他们如何应对。几天后，在一次全场政治学习会上，王全忠突然站起来说：
“听说最近有人在附近农村私自买粮，这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错误行为，希望场里查一查，查证后的结果给大家一个交待。”他笑着补充，“这算不上多大错误，但身为领导干部更得严格要求自己。”
全场愕然。谁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公社胡主任。他家在县城，粮食不够吃，再加上工资较高，有余力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