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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铁砂，十分眼红，嘀咕着：
“你们咋恁有运气哩。”
我高兴地说：“不是运气，是我颜伯伯长有‘看宝眼’！”
那两人走了。学胥哥比较贼，远远盯着他们，发现他俩回去后正在跟同伴们嘀咕，然后开始收拢家什，看样子是想往这一带凑。学胥哥忙问：
“颜伯伯，这个富矿大概有多大范围？”
颜伯伯没弄清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大致对他指了指，学胥哥赶忙在富矿的周围划了边界线，又到沙滩上折了一堆柳条，沿边界线插上。等那伙人过来，国境线已经建好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界线是啥意思，只好在线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尴尬地看着我们。一直在弯腰泼水的颜伯伯刚才没发现庄学胥的跑马占地，这会儿瞥见这一幕，忙走过来，拔掉了作篱笆用的柳条，笑着说：
“来吧，来挖吧――都是为了1200万，还分啥你我？”
1200万吨是那年全国的钢铁指标，后来减为1070万。那群人高兴了，乐哈哈地笑着，在我们旁边扎好阵地，大干起来，当然最富饶的那块矿层还是留给我们了。学胥哥起初有点不乐意，不过没再坚持，大概他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不对。本来嘛，所有人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无偿的，即使哪个小组淘的铁沙再多，也不会得到一分钱报酬。既然如此，在“共0、纸伞、绢扇、琉璃花瓶。厂里的集体宿舍人满为患，后来的人无处容身，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产主义式”的大场面中弄出一块“个人主义式”的小圈子，是不是太哪个了？
那天我们淘了120斤铁砂，满满一铁桶，远远超过别的小组。在收工前的评比中，我们夺到冠军，一面红色的冠军旗插在我们的铁桶上，颜哲哥和学胥哥抬着铁桶，高兴得满面红光，连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快要离开白河时，我们见到一对外国黑人夫妻，黑得浑身发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俩站在小寨门门洞里，久久地望着下边如蚁般的人群，咕咕噜噜地和翻译说着话。我们经过时，男黑人看见了我们抬的铁桶上的小红旗，看见了这群小家伙飞扬的喜悦，大概也看到了颜伯伯夫妻的书卷气――在满眼的光脊梁中，唯有他俩衣衫整齐――就走过来，主动和我们说话。翻译笑着说：
“这位先生是问你们……”
不过他用不着翻译了，颜伯伯已经接过话头，用同样咕咕噜噜的外国话和黑人谈起来。两人谈得十分尽兴，做着手势，不时大笑着，有时黑人妻子也插上两句，翻译反而被撂到一边。我们把铁沙担子放下来，围着他们听。我悄悄问颜哲哥：
“这些洋话你能听懂不？”
颜哲哥说：“是英语。这个黑人的英语不大标准，不过我大致能听懂。”
我央求他：“那你给我们翻译吧，行不行？”
颜哲哥答应了，竖起耳朵听着，断断续续地翻译：
“这人说他是非洲一个国家，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来北阴购买玉雕和烙花工艺品的，顺路来工地上看看。他说：不久前他参加过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是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工地上的劳动热情让他很感动，非常感动，没想到在偏僻的北阴市又看到了同样感人的一幕！”
下边一段话黑人说得很快，好像很激动的样子。颜哲凝神听了一会儿，小声说：
“这一段话我听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的劳动是被迫的，是屈服于铁丝网和皮鞭，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蓝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污蔑。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激起了民众这么广泛的热情，他对此由衷地佩服。”
“那颜伯伯说的啥？”
“我爸说：中国和非洲都遭遇了几百年的苦难，现在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伟大国家复兴。他本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英国回到祖国，对这个决定他决不后悔。”
听着颜哲哥哥的翻译，我对这俩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钦佩颜伯伯，因为那个黑人不知道，而我却知道，颜伯伯这会儿头上还顶着“右0，像我，就需要租间房子。这栋楼老太太有两层房，之前楼下住着她的儿子儿媳，不过，他们去南京工作了，楼上则是她一个派对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颜哲翻译说：
“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自豪，对这位“黑人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两点之间距离没那么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大伯”也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是三年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濡以沫。我妈蒸好野菜或豆腐渣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满不错呢。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检麦穗、遛红薯、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有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门口，停下车，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侯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走时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人发现。大姐破啼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找黄豆历险记。妈心疼地直骂她：傻，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上坏人咋办，终不成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什么花。雨滴追逐着雨滴，落在我阳台盆栽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时都不心疼，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妈得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扣着”过日子，比如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皇，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就一家三口手拉着手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是一道景观，因为那时不兴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我妈经常劝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