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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是一个民间学者，这一点张其实无法否认。从当初的《现代化的陷阱》到后来的《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她的立场是一贯的。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独立于政府之外，在认可中国改革开放目标的同时，更着重从百姓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尤其对民间关注的利益调整格局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作出解释与回应。在研究视角民间化的同时，因为中国经济学界已经被少数精英所控制，而要进入这个圈内，又必须符合精英们制订的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规范与话语系统，这恰又是何不能也不愿的，所以，这注定了何又处于一个边缘位置。而张则完全相反。尽管张目前有了中国著名的民办经济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名份，但有两点决定了他不是“真民间”：首先，张一直供职于作为中国政府官方思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这种出身使得他与官方的联系更甚于与民间的联系。实际上，从体制内生长出的中国经济学界知识分子与其他人文知识分子相比较，对民间作为一种思想源的体认远落后于后者。至今，中国经济学界不少知识分子仍热衷于两种身份：一是相对于权力阶层他是“王者师”，为政府各项决策建言献策，即使有时表面上与政府在个别其实无关宏旨的观点上有分歧，最后也可以凭借体制内的力量对这种分歧加以弥合；二是相对于普通民众他是“精英”，为民众释道解惑，对民众指手划脚。这也影响了张从思想上彻底地投向民间；其次，天则经济研究所表面上是民间机构，但与我们所言的民间是两回事。从其服务对象看，新崛起的中国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是其真正定位。张同时还兼备经济学界的精英身份。阿罗曾指出过，在任何规模的组织中，都存在“精英控制”。哪怕是一个号称最民主、最讲公平与公开的组织，它也是由一个相对较小并自命不凡的群体所操纵。如果将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看成一个泛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组织显然也是由少数精英所把持着。少数精英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定规订制，对不符合这种规制的学者，一律排斥在外。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精英身份的取得在初始阶段是凭借“先占优势”而不仅仅是学术水平。中国的格局注定了民间研究的式微，而官方研究尽享信息资料（社会科学院可以得到官方的所谓内部甚至带密级的各种信息）、话语权力（中国没有民间媒体）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基本都是从体制内生长出来的原因。这些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政府的经济学家，其研究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政府的”视角。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自诩在研究中将排除一切价值判断，甚至他们中还有人将面孔装扮得很“民间”，但他们的立场却是很明显的：始终与政府站在一起，并作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对象的相对面而存在。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对象的相对面而存在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在改革已经触及到最深层次因而也出现了最大面积的利益格局调整时，这种相对面的性质就越来越显露无遗。“精英”经济学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视老百姓们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无视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包括国有资产）向少数人集中的事实，用各种时髦理论来一方面为政府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想使老百姓们明白，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惟有忍受才能得到救赎。甚至反过来，对于老百姓中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不是检讨由他们出谋划策后的政策是否有问题，反而责备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不足。
更为危险的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尽管数量比较少，但由于政治上比较强大，可以用很少的费用组织起来；而普通老百姓因经济地位的式微而日益远离决策中心，同时因缺乏公共基础使得他们组织起来的费用十分昂贵，所以既得利益者与少数“精英”走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指责一些经济学家一个口袋里装政府给的钱，另一个口袋里装改革后崛起的新贵给的钱，这毫不奇怪。
张所言的何将“学术思想”与“某种外在的需求特别是政治需求和政治的变故联系在一起，会妨碍学术的进步与理论的发展”，其所言的“政治需求”与“政治的变故”，在我来看，其实不过是民间一股对改革路径进行审视与反思的思潮，而何的确是在回应这股思潮。张以及中国经济学界处在精英地位的人士一贯倡导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其实与既得利益阶层以及政府意愿都是不谋而合的，从此意义上讲，他们的学术思想才真正与政治需求联系在一起。尽管何清涟绝不是中国惟一饱含忧患意识的经济学家，但何清涟的忧患意识与“精英”经济学家相比，有独特之处。少数“精英”们有时也强调忧患意识，有时他们的忧患意识表面上甚至比何还要强烈，但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与何清涟截然不同——何所考虑的是，改革可能会因路径的选择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从而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并最终损坏改革自身；而张以及其他“精英”经济学家担心的是，如何使民间能接受这种由改革造成的不公平的事实，使改革能按现有路径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视角上的差别是产生分歧的原因，这种分歧最终引发争论，则是因为位置的不同。在何之前，其实指出应该更重视改革中的公正问题的人不少，但他们的边缘位置无法构成对张及张这些“精英”思想的威胁；而何的《现代化的陷阱》则以其在民间及人文学者中巨大的影响力，对张及张这些精英们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才是张一方面将何的书说成不是学术著作，何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又“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与多位学者讨论并获得赞赏”、“再花半年时间做发表的疏通工作”，来主动找何论战的原因之所在。
算不算学术著作？
让张先生自认为最中要害的“批评”，莫过于指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不是学术著作；而这一点也是最让何女士无法接受的一点。
我且先不说我的结论，先搬出经济思想史上的几桩个案：
一是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一生除了到死也未完成的《和谐经济论》残篇以外，并没有什么标志性或建构性著作，有的只是为一些报章写的经济时评及讽刺性短文。即使是《和谐经济论》当时也被视为“至多不过仍是戳破他那时代的浮夸之辞”，用张先生的标准衡量，是十足的大众读物。这样一个人物，也能算经济学家吗？的确如此，巴师夏活着时，“在经济学的星座上，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海尔布鲁纳语），以至于巴师夏本人临死前为此忿忿不平，并自认为这个世界应该“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兼知名作家的逝世而感悲痛”。但时过境迁，一百多年后，法国以及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终于将其重新发掘出来，承认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共和派与自由派经济学家，其各种文字及《和谐经济论》，一起结集，一版再版，没有人再说它不是学术著作，没有人再说巴师夏不是经济学家。甚至在中国号称自由派的经济学人士，也在知其然或不知其然的状态下，对这个人物毕恭毕敬起来。
二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在消费分析、货币史和理论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稳定政策的复杂性论证”；哈耶克同获此殊荣，则是《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一书。但在经济思想史上，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却分别是《自由选择》与《通往奴役之路》两书对新自由主义的完整而富有影响的阐发，并使得新自由主义从学术走向民间，成为民众的自觉诉求。不知张先生是否知道，《自由选择》是弗里德曼在一篇电视解说词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公开宣称：“这是一本政治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如果不是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群中有那么高的声誉，我不知道张先生会不会也说此二人著作不是学术著作，只是大众读物。
三是经济学家科斯。科斯出名之前，他的文章曾被萨缪尔森等人讽之为“散文”，那才真正是“粗劣的观点加上一堆极简单的加法”。科斯反过来斥萨氏：“小时候我就听人说，拙于言的才唱；在经济学界，拙于现代经济学的才偏爱数学。”萨翁又以美国第一个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的身份断言，制度与产权学派注定了要早死。但令他尴尬无比的是，十几年后，科斯也同荣膺此殊荣；建立在“交易费用”这一中心概念之上的制度与产权学派现在正对主流地位发起冲击。
四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鲁纳。尽管《世俗哲人》一书奠定了海尔布鲁纳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地位，但我敢保证，以张先生眼光看来，这部书更算不上学术著作，至多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样，是经济学家的传记书。（补问一句，谁说过传记作品就不能算学术著作？这是张先生定的标准吗？）但大概让张先生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部书不仅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同，还成为世界上二十几所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的标准教科书。
据我本人接触到的一些今天看来的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张先生眼光看来，也算不得学术著作。配第的《赋税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多不过是小册子，“资料一大堆外加一些简单粗略的加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