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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深圳赞歌中的余秋雨被杂文家朱健国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
一九九九年八月份余秋雨应香港之邀，到香港作了一个文化讲座，在讲座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大胆论证出，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亚洲的文化中心，北京上海台北则因为政治原因竞争不过香港。这引起海内外中国人哗然。他说：“香港拥有高层次文化，两岸优秀作家乃至世界优秀作品，在这里聚集”，“香港只要有饶宗颐在，就不能说没有高层文化”。难道优秀作家到香港旅游，中外优秀作家作品在这里出版，就是亚洲文化中心的重大标志？难道一个饶宗颐在香港，香港就可以成为亚洲文化中心，领导亚洲文化？饶宗颐是上帝？这实在太荒唐可笑，太缺乏文化常识了。不知香港准备搞文化大跃进还是余秋雨帮助香港实施文化大跃进。经济奇迹、文化沙漠的香港在余秋雨点拨下，不久将成亚洲文化中心，再造世界文化奇迹，让北京上海台北这些文化中心黯然失色，这是在痴人说梦。我想香港人不会像深圳和台湾的一些文化人那样没有洞察能力，把余秋雨奉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大师、精神领袖，对余秋雨的赞美心花怒放、五体投地。他们或许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或一个文化明星为东方之珠作了一个喜剧式文化广告。但余秋雨一贯的文化理性，更让海内外中国人明白：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一样，文化只不过是文化明星余秋雨手中变幻不定的道具，他高兴时，它是至高无上的赞美诗，他不高兴时，它是屠戮对手的屠刀，它总会出其不意给人们惊喜和诧异。
所以，“文化”在余秋雨这里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所谓的“石破天惊余秋雨”，其实就是“石破天惊逗文化”。今天的余秋雨已经不是昨天的那个学者的余秋雨作家的余秋雨，而是一个大众明星的余秋雨，只不过它的道具仍然是文化，是利用文化为自己作秀，发展余秋雨经济。大众明星说话只是为了热闹轰动，为了引人注目，是现场现时的游戏，是绚丽的泡沫，它的理性就是非理性，就是撒娇，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欺骗的游戏真实的谎言。如果我们回到这种理性认识上来，回到名人经济上来，回到游戏上来，对余秋雨柯云路这样的大师们我们就不会愤怒，更不会失望了。
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
？ 王开林
引言
文化与商业结欢，起先耳鬓厮磨，随后肌肤相侵，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中国，古往今来，就属知识分子活得最累，他们酷似两千多年前那位坐在家里担心天穹会一朝倾塌的杞国人，总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姓“商”的财大气粗了，姓“文”的就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贬为丫环仆妇，连姬妾的地位都将不保，从此要低声下气，摧眉折腰，殊不知，这般诚惶诚恐纯属庸人自扰。姓“商”的固然大名赫赫，威风凛凛，豪迈得脱口就“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但他同样也有软肋，即所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若单论姿首，“文”家有女，堪称尽态极妍，无人能出其右。淡扫蛾眉的文化被纵情声色的商业视为尤物，这是可幸还是不幸？他们究竟是陌路怨偶，还是良缘佳配？
某些智者认为，表面看去，文化之冷艳与商业之热如冰炭不同炉，然而，冷艳者说不定更喜欢热和者的体贴，喜欢有人来托举她，让她唱云间之歌，作掌上之舞。当今时代，万千行业都已纷纷失身于商家，硬要蒲柳弱质的文化守身如玉，道理何在？余秋雨是真正的高手，一旦商机乍现，他就能像优秀的守门员那样将大力射来的皮球牢牢地抱在怀里。他曾在公开场合不只一次地讲过：妨碍文人极限发展的最大死敌是其自身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清高。此言曾让不少读书人如食苍蝇，深感不快。必须承认，余秋雨的目光的确湛亮如斧，在“流氓文化”（即厚黑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现实社会里，只有像他那样虎虎生风的士类，才能吃通和通吃。一部分“马作的卢飞快”的中国文人率先抛弃“崇高”和“清高”的辎重之后，好不舒爽，但可疑的是，这些如虎添翼的智者正在奔向何方？
照例，商家一通热闹的开场锣鼓，引出文化登台亮相，具体到人，这戏是由张三唱，还是由李四唱，或是由王二麻子唱，效果截然不同。即算商业包装做得美轮美奂，也不过帮衬帮衬而已，若是唱戏的人没有足够的底气，仍难免穿帮。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落后于大时代，基于学术交流和文化普及两方面的远虑深谋，挺身与湖南经济电视台合作，在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和张栻会讲的忠孝廉节堂专诚辟出讲席，春夏秋冬接引海内外学界巨子来此剧谈我见我识。迄今已办四期。率先升坛的是大陆的余秋雨，继而登墀的是海外的余光中。近年来，文学界有些喜欢侈谈“大文化散文”的高蹈派分子常饶有兴致地将“二余”相提并论，这种过于热心的生拉硬扯似乎并未使当事人感到多么愉悦。真要客观地评价，先须撇清水面上的“油层”，两人的才华、学识和成就究竟是在伯仲之间，还是相去甚远？这回天赐良机，我可以近距离好好打量一番了。
A、文化洗礼与人文关怀
七月流火，大地上燥热的身心都在期盼凉秋的到来，适逢其时，余秋雨恰如施洗者约翰自远方翩翩而至。老实说，我起始就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作为五十年间在忠孝廉节堂公开布道的第一人，他的文化底蕴究竟够不够深厚？这是一个问题；嗷嗷嘈嘈的听众期望甚高，他能不能满足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很佩服他敢作出头鸟，敢向“枪口”上撞的这份勇气。
天公有心凑趣，无意搅局，主讲者既然是秋雨，天公便以夏雨应之，湖湘学人露天而坐，虽然被浇了个周身透湿，倒也随遇而安。四百人的场合，多出百多个空位，可谓美中不足。事后，有促狭鬼搬照书院中的那副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嘲之为“于斯为剩”，只易一字，尽得噱头。
毕竟是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这场别出心裁的讲学不仅湖南经视台直播，还上了互联网，只要是有心人，纵在万里之遥，也可听到余秋雨的高谈阔论。
从电视荧屏上，我看到西装革履的余秋雨信手抓起一个名为“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的缥缈话题，仿佛耍大蛇的艺人绰起一根草绳，挥了个风雨不透，颇有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架式，让人目之为神。可是待我倾耳细听下去，其言却水邈山重，云遮雾罩，越来越让人不得要领，越来越令人浑身沙痱子起爆。他说，中国文化有四座桥：一为经典学理之桥，二为世俗民艺之桥，三为信息传媒之桥，第四座桥最玄，尚有待于下个世纪去建构，他阐释其精神内涵为“真正揭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艺术气韵”。与我同看电视的朋友终于捺不住性子，狠狠地调侃了一句：“余秋雨何时摇身一变，成了桥梁工程师？开口闭口都是文化的‘四座桥’，却没有一座桥讲清了来龙去脉。依我看，他这四座桥并不比重庆坍塌的那座彩虹桥更让人放心。”“四”也许是余秋雨的幸运数字，他还曾在别的场合将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定为下世纪中国文化的四大中心，其中他对香港的前景尤为看好，称它是现代文明最敞亮的窗户（此前的惊人之论则为：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二十世纪文化的大事——掌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如此高见，却没有多少学人乐于苟同。余秋雨为何不讲自家饭碗里的戏剧理论，也不讲自家茶壶里的文化散文？这恰恰说明他心虚气短，故意藏拙。讲别的讲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倘若将自己的长处暴露成短处，将自己的亮点暗化成盲点，那就等于搬起榔头来自砸金字招牌，太不值得，太不划算了。他脑袋瓜子那么灵光，又怎会犯傻？
在这场纯商业炒作的讲演活动中，余秋雨充分表现了新新学者知恩必报的名士风范，他对于出资的湘财证券公司和开机的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崇备至，投桃报李，回赠了大量库存的溢美之辞，为此还不惜以开碑裂石之掌推翻历史定论，抛吐惊爆人脑的海外奇谈：“‘五·四’运动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普及了白话文”——而非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横空出世——“这种成就又主要在于承揽了教材印刷权的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积极参与。”这就是大学者余秋雨苦心孤诣的创见。听了他的高论，我辈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真格一愣一愣的，久之才缓过神来，心想，以余秋雨的醍醐灌顶，或许只有木偶的脑袋才不至于化脓。
那天细雨霏霏，原是识相的好雨，润物细无声的化雨，然而露天而坐的听众是人而非物，淋雨岂能好受？余秋雨兴酣意饱地自说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