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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精英集团的演变及利益集团化
知识精英是改革以来分化得相当厉害的一个团体，而且它的产生与循环具有与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不同的路径，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还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阶段性特点。本节只分析在社会资源（政治、经济、舆论）占有状态中居于较高层次、对社会起较大影响的知识精英。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的影响较小，不属于本节分析对象。
改革以前，中国的文化建设着重于人文学科，人文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诗人、作家等在社会上比较受重视，这一情况到改革后逐渐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精英们由于本身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他们有一部分人能与新兴利益集团结合，另一部分人则无法将自己的知识市场化，因而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故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对某些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视”，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改革之初，一篇《科学的春天》，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美好前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经济改革，同时也比较容易认同政治改革。所以，那时党内改革派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而党内保守派势力则集中于官僚体系内部。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了与利益集团相结合的知识精英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不但未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其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还难以挽回地下降了。因此，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态度，不再是无条件支持，越来越为利益导向所支配。
部分知识精英属于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以来，随着市场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都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很快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少数人还进入权力核心。这部分知识精英非常成功地把原来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他们原来拥有的社会关系网在中国这种寻租社会中办事，常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部分知识精英受利益支配，越来越背离其原有的理念和价值观，他们以其拥有优厚文化资本——货币主义意识形态为经济精英们服务，而且凭借这种服务关系在积累财富的第一轮竞赛中大获全胜。他们是经济精英的重要同盟，因为经济精英们只靠自己并不能顺利地在合法的统治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可与之合作的其他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尤其是媒体的合作，而正是这些人操纵着社会舆论。前几年政府发展小汽车生产的政策与开发房地产政策的讨论中，已明显地看出部分知识精英们从舆论与决策这两个层面影响政府政策，这已表现出部分知识精英与利益集团结合，积极进行“事前寻租”活动。前一向网上有文章披露某著名经济学家的家族成员经商问题，就我来看，这一现象的严重性其实倒不完全在于经济学家的亲属应不应该经商，而在于理论与金钱结盟后，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理论却还常常包裹在为全社会谋福利的表皮下面，对社会价值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误导作用。
这部分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也与改革前有很大不同。留美学者程晓农（方国良）先生在《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中专门剖析了中国知识精英目前的分化状态，该文章将知识精英分成“商务派”、“清流派”、“平民派与保守派”，就是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相结合状态划分的，基本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实际情况。作者还认为，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僚们由于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不像上一代政治精英那样与知识分子之间有那么大的理念隔阂，他们的政治理念除了受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外，也会受部分知识精英看法的影响。在知识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这是部分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所在。
其实，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在当前社会利益急剧分化之时出现上述情况也是势所必然。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的问题在于一点：他们混淆了“政治”与“学术”这两大领域完全不相同的游戏规则。政治的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社会良心从来就不是政治家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学术则以求真为目标，在追求真的过程中，善与美也自在其中。而中国目前与决策圈接近的知识精英的问题在于将两套游戏规则混在一起，将一些利益诉求主张包装为“新理论”，对社会确实起了巨大的误导作用。而“清流派”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少人对社会问题实际上处于隔膜状态，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从整体上看，他们对社会的批评激进有余而问题意识不足。平民知识分子与前两类知识精英相比，在理论修养方面相对不足，他们中不少人受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看法，许多人还无法超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就其知识结构的理论来源来说，他们比较接近中国的“左派”（亦即程文中所说的保守派），并非近年崛起的“新左派”。
随着社会形势越来越迅速的变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越来越剧烈，一些昔日的同道可能在今后会成为政治社会观的论敌。
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问题。根据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以后，将是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而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却不是靠在国际社会中对发达国家说几句“你们也有腐败问题，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上述几类人中的精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新社会”目前的“公共权威”。
其他社会各阶层
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政策缝隙给了许多下层人士迅速富起来的机遇，知识阶层职业地位相对下降，而政府机构中的办事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商业工作人员的声望、地位却相对上升。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间阶层（主要是从两个指标衡量，一是职业的社会声望，二是收入），这部分人也分两个阶梯：
处于中间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二千九百三十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
处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干部、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这些共约八千二百万人。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八。⑦
上述人除了部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与中小型企业经理，部分个体工商业者与国家垄断行业的部分老职工之外，大都文化素养较好，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在西方国家，通过高等教育培育的所谓中产阶级指的就是这类人。但从他们在中国从业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来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80年代，美国为33％，日本为28（7％）
目前由于中国中介组织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这部分人没有办法通过制度化的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还看不到他们明显的社会影响。
工人经济地位的边缘化⑧
如果按照传统定义，中国工人阶级主要指国有企业的职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工人阶级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企业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在上述两类不同的企业工作的的职工，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他们与国家、与代表国家的机构或经营者、与资方及其代理人，构成了完全不同的劳动关系。目前，除了欧美企业的白领之外，其余几种工人群体都处在骚动之中。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劳动力也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工业劳动力一样，被分为核心与边缘两大部分。前者是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后者是城乡集体企业的正式工与临时工。但后者仅仅只是工业劳动力总数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等。二是由工人所在生产单位所创造的财富，在国家再分配过程中所占份额引发的分配关系，这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等。这一时期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劳动制度，而是来自严苛政治专制的全面控制。在生产过程中，管理层对工人并无多少控制，工人按照自己的速度工作，管理人员不得不为了赢得工人的合作而作出最大的让步。所谓“国有企业无效率”就是指这种状态。在党支部与党员的严密监督下，没有了个人生活空间，哪怕私下里说的话，也有被打成反革命之虞。利益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