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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将饮茶》代后记云:“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文中以“卑微”自处,借用“隐身衣”的故事说,凡脱俗肯穿隐身衣,得有“及时逃避的法术”,“需炼成金刚不坏之躯”,“才保得无事”。然而最后说,“凡间的隐身衣”也不易得。既是自白,也是训诫。作者长期以来都在寻求安全感;而这,其实也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状态罢?
宗璞同样关注知识分子主题。
关于知识分子,宗璞在散文中很少述及物质生活的情况,而着重精神方面的萎顿、绝望和痛苦的表现。但是,她往往省略精神的具体历程,直接来到终点。这个终点是生离死别,是浓缩了人生全部的悲剧意义的一组情景。她把幕布撕开,让你从已经作为现实出现的结果往回走,通过记忆,通过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所同样拥有的关于斗争和奴役的生活经验,进入原初,填补必要的内容。《哭小弟》是一个名篇,其中,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通过服从和牺牲来体现的。结尾处,作者因小弟的劳瘁而死,念及如同小弟一样“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水仙辞》以朴素感人的文字,记叙了一位有如水仙一样挺拔而脆弱的知识女性。她善良诚实,淡泊功利,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然而同样是英年早逝的一人。《辞行》写一位有为的知识分子,因为要求“尽可能地把一点聪明才智用在正途”而不得,结果只得“往外国去找事”。所谓“找事”,谋生而已。面对人才外流,作者表达了无限的忧思和悲愤。身居北大燕园,目睹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各种死亡,作者的感慨是很深的。在《霞落燕园》中,她这样记录了“文革”时期老知识分子的被迫自杀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初始,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翦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他们是‘文革’中奉命搬进燕南园的。那时自杀的事时有所闻,记得还看过一个消息,题目是刹住自杀风,心里着实觉得惨。不过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以乐写悲,更进一层。
由于宗璞长期置身于知识分子群中,在反右运动中也曾戴过荆冠,因此,对同类的软弱和错失能够予以谅解,包括其父亲冯友兰在内。在文革时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为“四人帮”所利用,引起知识界的普遍责难。她为之辩护说:“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应当承认,无论是作为儿女或是同行,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样的大一统的体系之内,自愿或被迫,直接或间接地服从,服务于打着“党”、“国家”、“人民”和“革命”旗号的旗手们,到底算不算变节?确实成了当今政治伦理学中的一大问题。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少有坚卓的人物,又说过在中国论人往往太苛,都是着眼于对社会环境的认识的。但是必须指出,理解是一回事,要求是另一回事。对于知识分子——由来是国家的精英部分——的过分顺从,我们不能仅仅止于理解。我们有理由提问:对于为我们所百般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何以会发生,又为何得以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其中有没有知识者的责任?当知识者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以后,是否还有沉默的可能?在不自由言说的范围内,又是否可以把谀词和假话的使用减至“必要”的限度之内?对此,宗璞本人是放弃了追究的责任的。
更多地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人,宗璞能追究谁呢?但觉日夜交驰,生死相逐,年华飞逝,此时还有力量追究吗?甚至,还有必要追究吗?作者对时间——尤其是生死大事——特别敏感。在她看来,生命个体是惟一的,舍此没有什么真理可言。世界上有什么真理比生命的真理更雄辩、更珍贵呢?她自白说:“我是注意今世的。”又说:“人生匆匆,真如过客。过客的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些依凭权力而无端地剥夺了别人的自由和生命的人,他们有能力偿还这一切吗?而且重要的,能够在人生的大限之内偿还这一切吗?在这里,显然是一种无奈,但也隐含着深深的诅咒。
宗璞对生命是热爱的。关系到人事方面,她多注重衰败,寥落,逝亡,笔调是伤感的。《哭小弟》、《霞落燕园》、《三松堂断忆》、《柳信》、《小东城角的井》,都极其哀婉动人。后一篇好像不大为人所注意,写一少女投井之死;井在这里,成了中国女人的一种宿命。体制虽小,寄托遥深,其实是一篇大文章。作者还有不少礼赞大自然的篇章。笔及山川草木,却是一派生机,有着异常明丽的色调。相形之下,作者眼中的人间世当是更可悲悯的了。
汉诗十九首,集中地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感悟。魏晋文学,尤其建安诗文,常言生死,是对这一传统的承传。也许在艰难时世,生命哲学特别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罢?鲁迅称魏晋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并非仅仅是文体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创作主体对生命本体及其表现形式的独异的发现。唐宋以后,文人深陷于禅学和理学之中,个体生命形态难以得到彰显。明末本极黑暗,竟生出麻醉的小品来。五四时期,生命与个性在文学中空前高扬,然而不幸很快就沉没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生命,大抵是一种集体的表达,正如流行口号所说的:“誓死捍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所以,宗璞在散文中如此表现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对生死大事的敏感与激情,可谓空谷足音。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出现明显的分化。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分化”。如果说此前在作家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集团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权力政治从外部实行干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是无从选择的。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他们多少可以获得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的余裕。大的分野,仍然如延安时期所凸显,为毛泽东著名的《讲话》所论述的关于“歌颂”与“暴露”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对作家的创作立场作如此归纳,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是,它毕竟把是否承认知识分子作家的批判立场问题,以鲜明的对比形式,放到关于文学创作的整个价值系统的首位。对于作家群的划分,当然可以取不同的角度,而“歌颂”或“暴露”这种社会学视角的切入,对于刚刚从“文革”,从长期的“瞒和骗”的大泽中杀出一条生路的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更为重要。右派作家群的分化是有代表性的。刘宾雁公开主张文学“干预生活”。邵燕祥没有这类过激的宣言,但从他的杂文创作的倾向看,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及所取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王蒙则从来反对这种提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毛泽东的“两结合”理论的追随者。
邵燕祥的杂文就品类说,相当于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且介亭”系列,一重现实生活,是社会批评;一为文史随笔,是文明批评。总的说来,旨在承续被中断的五四传统,宣传科学与民主。关于法治,关于教育,关于反对现代迷信等等,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就五四时代的本义,是包含了自由和人权问题在内的。邵燕祥尤其重视民主建设,许多现实题材的文字都集中在这上面;而作为民主的反面,极权主义及其表现,则多选择同历史有关的材料承担了。
时代的动向,一直为邵燕祥所关注。二十年间,凡重大的事件,问题和论争,他都未曾忽略过。关于“全民经商”,关于“新权威”,关于“弘扬民族文化”及“国学热”,他都表明了独立的立场,不为时流所左右。写作于他是一种发言,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或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总之,文论家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