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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0-02-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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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篇文章里,贾平凹回忆说,当初“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现时的心境如何呢?他引了两句唐诗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这期间,生活于他毕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他可以过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了。他曾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胸前佩一块象征“大人”的石头做护身符;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此等活法,在农夫野老看来,固然是神仙境界,连一般知识分子也都不敢企慕。作为“专业作家”,贾平凹远离商州故土,却以偶然返乡及较常接触乡人为“没变”——用六十年代的话说,大约相当于“保持革命本色”——的确证,自诩“秀才不出门,却知天下事”。这“天下”,当然是指商州的天下了。
  从农村文化圈到城市文化圈,从农民文化圈到知识分子文化圈,对贾平凹来说,这种文化迁变已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其实,所谓生活,不独指生活环境,重要的还包括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格调,品味等等在内。如果缺乏明确的角色意识,而一味以“农裔作家”的血统自豪,那么,事情将因为失去知识分子的警觉和自我批判,而适得其反地成为上流社会的保护人。
  专业作家的生活是不完整的。他们的存在,首先意味着为意识形态而生存,其次才是日常生活。因此,为了创作,必须不时地补充来自社会的血液。贾平凹便如此。虽然,他把商州定为“根据地”,而且决心遵照领袖“深入生活”的教诲,带了一份商州地图,各县行走,“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无奈如何积极的“走动的下乡”,仍然无法克服专业化所带来的生活的疏离感。他早期写作的《商州初录》发表后,曾被批评界誉为“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路子”。其实,此亦无非类似古之“稗官”所记,是一种印象主义的东西。结构及文字,均取法古代笔记;文风的简朴,恰好与民俗合谐。看官看得新鲜,其实那是陈货,库存既久而为众人所忘罢了。因为道听途说,而非亲身体验,故而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此后,贾平凹走得更远,已经从农家转向道家佛家阴阳家那里去了。及至《废都》一出,组织为之安排,让他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深入体验社会改革,以期创作出类似《浮躁》一样的颂歌式作品。但是,此刻的贾平凹已经无能为力了,虽然他也确实到江南“开放”地区走了一通,完毕还在报上发表过一封向领导汇报的表决心的公开信。
  这就是专业作家。当他们被置于一个组织之后,当然可以被操纵,被打击,一如历次政治运动;但也可以被保护,接受各种恩赐。袁宏道在游记里写到他的“自适”的生活时,不加掩饰地说:“夫能不以游堕事,而萧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专业作家供职清闲,故能享受类乎“此官”的方便,尤其是有名气有官职的作家,如贾平凹者。
  更有趣的,是贾平凹大谈“平民意识”。他自述说:“我关注现实,因为我是平民,平民并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但我又是作家,作家又称闲人,我笑我是半忙半闲过日子,似通不通写文章
  。正是关注现实,关注生命,我注重笔下的人物参差而不是人物的对比,注重其悲,悲中尤重其凉,注重其美,美中尤重其凄,在无为中去求为,在不适应中寻适应。”像这样的有闲阶级,是可能具备平民意识的吗?贾平凹说:“平民意识中国一般作家都有。但有些人的平民意识没有根。咱祖祖辈辈是农民……在血脉上是相通的。咋样弄,都去不掉平民意识。这似乎是天生的。”又说:“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在这里,贾平凹把平民和农民,平民意识和农民意识给混淆了。农民意识是农民所特有的,是被宰割被禁锢的土地所培育起来的一种品质和精神,它是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相适应的。其中,保存了人类天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有为别样的阶级所不曾具备的优秀的成分,但是,也明显存在着狭隘、保守、忍耐、卑贱的特点,而这也正是世代农民的悲剧所在。太平天国诸王的内讧,义和团的排外主义,都可以在这里找出源头来。贾平凹的对城市的仇恨而自卑的心理,以反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优越感,其实都是农民意识,不是平民意识。后者是一种民主意识,有更大的容受力。由于它把社会看作是权力者和无权者,上层和底层,官方和民间这样二元对立的状况来加以认识,并且自觉地站在后者的立场,因此,它的存在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矛盾和对抗。
  一个名士化了的人,怎么可能存在着这种对抗呢?何况,贾平凹后来已经把他的“根据地”从实地商州移到了故纸之上。开始相当一段时间,他是根据官方政治的需要进行创作的。但是,他对此是不满意的,因为找不到自己。他研究张艺谋,怎样建立个人的风格,而决计以奇巧取胜。这种左冲右突摸索径路的“流寇主义”维持了许久,最后才发现了虚静,发现了性,怪,力,神。这时,他的功利心仿佛随之淡泊下来,自称写作只是为了“自己的受活”。其实,“功夫在诗外”,他对文学之外的事物的兴趣与期待已经超乎写作了。
  贾平凹大谈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产生于文化热,贾平凹率先改变他的写实风格,始则“虚实相济”,继则“恍兮惚兮”。对于神秘主义,他归结为:一是从小生活在山区,山区多巫风,二有一个情趣问题,三是对符号学,《易经》,以及西方哲学和宗教著作的阅读和借鉴。此外,同疾病及生活环境的改变自然也不无关系。总之到了后来,他便走火入魔了,完全醉心于某种趣味,癖好;种种梦境与幻觉,都呈现出病态,散发着药味。关于个人的创作,他曾经这样总结道:“我绝对强调一种东方人的、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传达。我喜欢中国古乐的简约,简约到近乎枯涩,喜欢它的模糊的、整体的感觉,以少,言近旨远,举重若轻,从容自在,在白纸上写写黑字了,更多地是在黑纸上写白字。”这种东方美学统摄了儒的含蓄,所谓“温柔敦厚”,道的淡泊,还有释的境界,禅化为意境,广大圆通,情景交融。传统美学,是逃避的美学:逃避人生,逃避清醒,逃避冲突。贾平凹自述从小不被重视,因此“喜欢躲开人”。逃避就是“躲”,他正好从传统美学中找到灵魂的栖宿地,而在现实面前无须面对。他欣赏卧虎,只是因为它内向,寂静,深藏,有一种东方的味,而不是行动,搏击与抗争。他提倡大,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其实所得是虚。他提倡力,气,势,所谓“帝王气象”,却时见酸腐,枯滞,琐屑。他提倡幽默,结果往往是无聊的噱头。愈是到了后来,愈见如此,简直让人怀疑作者嗜痂成癖。倒是在《四十岁说》中的一组短文,说家庭,房子,孩子;说花钱,请客,奉承,打扮;说生老病死,没有一般的“学者型作家”的讨厌的掉书袋,多叙日常生活,虽然说是大众哲学的说教,却也清朗自然。至于像《祭文》《我不是个好儿子》这样具有情感深度的文字,后来几乎再也不可得见了。
  在贾平凹的散文中,个人功名,多愁善感,高标见妒,年命易逝,琴棋书画,山石花月,都是常见的主题。他自白说:“我明白了我的孱弱所在是胸腔太窄,没有呼吸到广大世界的空气,眼睛也太小了,全然是在月光之中。”的确,后来的孤僻幽冷的文字,已经成了中国“山林文学”的孑遗。“月光”,在贾平凹那里,既是“山林”的一部分,又指如月的女人。在他的作品中,是不可能没有性的。李渔《慎鸾交》传奇中有一句话:“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贾平凹是在八十年代起来的一代作家中最具传统文人气质的一位。说散文是“情种的艺术”,这样的定义,也惟有贾平凹才说得出来。对女性的态度,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社会观念,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的集中的体现。在关于《废都》的通信中,贾平凹认为,现实中的女性没有多大反差。这种无差别状态,说明他对女性作为人的阶级性缺乏敏感,所见便统一为色和性了。在他的作品中,对女性大抵表现出一种变态的男权主义者的态度,“神驭”,赏玩,是精神的征服和占有,却并非如他所说的“崇拜”。他写《梦》:“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浩浩茫茫的世上,写了那第几本小书,一不能顶吃,二不能顶喝,到处受人白眼,我还惜乎我的生命吗?我该放着胆子去做梦,做了,尽兴儿去做,尽情儿去做。”女儿国是甜梦乡。他津津乐道在作品中怎样“不放过每一个字的描写”,写“意淫意识”,“意奸意识”,“意欲意识”;小说《废都》,不厌其详地暴露做爱的细节。散文相对收敛一些,也会不时出现不洁的部分,如在不相干处突然冒出生殖器来之类。说到“情种的艺术”时,他明白说“一切不需掩饰”,“甚至暴露、解剖自己,也是成功的一条秘诀”。弗洛伊德说,有一种人是有“露阴癖”的。孙犁,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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