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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反驳了这一理论的那些实验的可靠性。香克兰的论文引起了一阵轰动。那些讨厌新潮流的物理学家立即为香克兰的实验欢呼。例如，狄拉克立即欢迎被“反驳”了的玻尔…克雷默斯…斯莱特纲领的归来，写了一篇十分尖锐的文章来反对“所谓的量子电动力学”，要求“在当前的理论观点中来一次深刻的改变，包括脱离守恒定律，［以便］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在这篇文章中，狄拉克再次提出，β衰变很可能会成为反对守恒定律的一个判决性证据，并嘲笑说：“中微子这个观察不到的新粒子是某些研究者专门造出来的，他们试图通过假定有这种应付平衡的不可观察的粒子，从形式上保住能量守恒。”佩尔斯随后立即加入了讨论，他提出香克兰的实验甚至可能会反驳统计能量守恒。他补充说：“看来，一旦抛弃了内容详细的守恒，那也是令人满意的。”
在玻尔的哥本哈根研究所中，人们立即重复并摒弃了香克兰的实验。玻尔的一个同事雅各布森在给《自然》杂志的一封信中报道了此事。与雅各布森的成果同时，玻尔本人也来了一封信，他坚决反对叛逆者们，并捍卫海森堡的新量子纲领。他尤其捍卫中微子，而反对狄拉克：“人们可能注意到，关于β射线现象的迅速增加的实验证据，同在费米理论中得以显著发展的泡利中微子假说的推断之间有一种使人得到启发的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在来自原子核的β射线放射问题上严重怀疑守恒定律的严格有效性的根据。”
费米理论的最初形式没有取得显著的经验成功。实际上，甚至可资利用的材料，尤其是就当时β放射研究的中心问题RaE而言，都与费米1933…1934年的理论尖锐地相矛盾。费米想在他的论文的第二部分中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一部分从未发表。即使把费米1933…1934年的理论说成是一个灵活纲领的第一种形式，到了1936年却不可能找到进步转换的任何重要的迹象。但玻尔想用他的权威支持费米把海森堡新的大纲领大胆地应用于原子核。香克兰的实验和狄拉克、佩尔斯的攻击使β衰变成为这个新的大纲领的批评中心。玻尔过分地赞扬了费米这一有希望弥补敏感分歧的中微子纲领。无疑，后来的发展使玻尔免遭了一场戏剧性的羞辱；以守恒原理为基础的纲领进步了，而竞争的阵营却没有一点儿进步。
这一故事的教益又是，一项实验能否取得“判决性的”地位，取决于它所在的理论竞争的地位。随着竞争阵营的命运的盛衰，对该实验的解释和评价也会变化。
然而我们的科学传说充满了即时合理性的理论。我所讲的故事被多数以某种错误的合理性理论为依据的叙述和重建所歪曲了。甚至最为流行的说法中也充满了这类歪曲。让我举两个例子。
关于β衰变，我们在一篇论文中获悉：”当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形时，选择似乎是严峻的。物理学家们或者必须承认能量守恒定律的崩溃，或者必须假设存在着一种新的未看到的粒子。这种在中子衰变中同质子、电子一同发射出来的粒子，可带走失踪的能量，从而可能挽救物理学的中心支柱。这是三十年代早期的局面，当时引进一种新粒子不象今天这样随便。然而，只经过最短时间的犹豫，物理学家们便作出了第二种选择。”当然，即使讨论过的选择也远不止两个，而“犹豫”也绝不是“最短时间的”。
在一本著名的科学哲学教科书中我们获悉：（1）“β射线衰变实验的结果是不容否认的，能量守恒定律（或原理）受到这些实验的严重挑战；”（2）“然而，这一定律没有被放弃，而是假设存在着一种新的实体（称为“中微子”），以使定律符合实验材料；”（3）“这一假设的基本原理是，拒斥了守恒定律会使我们一大部分物理学知识失去其系统的连贯性。”但所有这三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点错了，因为仅有实验无法对任何定律提出“严重挑战”，第二点错了，因为假定新的科学的假说不仅仅是为了修补材料与理论的分歧，而是为了预测新颖的事实；第三点错了，因为在当时看来，只有拒斥守恒定律才能保证我们的物理学知识的“系统的连贯性”。
（
d4）结论。不断增长的要求
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如果指的是能即时地推翻一个研究纲领的实验，那无论如何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当一个研究纲领遭到失败并且被另一个纲领所取代的时候，如果一个实验实际上为胜利的纲领提供了一个辉煌的证认证据，并为被击败的纲领提供了失败的证据（即在被击败的纲领内，该实验从未得到“进步地说明”，或简言之，从未得到“说明”，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就可以以长期的事后之明鉴称这个实验为判决性实验。但是，科学家们当然并不总是正确地判断后发式研究的形势的。一个鲁莽的科学家可能会声称他的实验击败了一个纲领，科学团体中的部分人甚至可能轻率地接受他的声称。但如果几年后，“失败”阵营中的一个科学家在所谓失败的纲领内部对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作出了科学的说明（或作出了与所谓失败的纲领相一致的说明），“判决性实验”这一尊称就可能要被收回，而“判决性实验”就可能把失败变成该纲领的新胜利。
例子是很多的。在十八世纪中，有许多实验被广泛接受，作为反对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和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判决性”证据，这是一个历史的－社会学的事实。在十九世纪中，有好几个以测量光速为基础的”判决性”证据“证伪”了微粒论，然而后来根据相对论，证明这些实验是错误的。这些“判决性实验”后来被作为可耻的目光短浅的表现，甚至是忌妒的表现，而从辩护主义的教科书中删掉了。（最近它们在某些新教科书中又重新出现了，这次是为了说明科学时尚的非理性在所难免。）然而，在那些后来由纲领的失败而得以证实的表面上的“判决性实验”的例子中，历史学家们指控那些对抗“判决性实验”的人愚蠢、忌妒或毫无道理地谄媚研究纲领的创始人。（时髦的“知识社会学家’或“知识心理学家”倾向于用纯社会的或心理学的方法来说明各种主张，而事实上，这些主张都是根据合理性原则确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爱因斯坦反对玻尔的互补原理所作的说明，该说明的根据是“
1926年爱因斯坦四十七岁。四十七岁可能是生命的全盛时期，但对物理学家来说并不如此。”）
按照我的考虑可以看出，即时合理性的观点是乌托邦。但这—乌托邦观点是多数认识论的标志。辩护主义者甚至在科学理论发表之前就想使它们得到证明；概率主义者希望有一部机器，给定证据，便会立即反映出一个理论的值（确认度）；朴素证伪主义者希望淘汰至少是实验判决的即时结果。我希望我已经证明所有这些即时合理性以及即时学习的理论都失败了。本节的案例研究表明合理性的到来比多数人易于想象的要慢得多，而且还是可错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出来。我还希望我已经证明，只有把科学者成研究纲领的战场，而不是单个理论的战场，我们才能说明科学的连续性，某些理论的坚韧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独断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范例都是象“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孤立理论，互无联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纲领中，那么我们对科学增长的理解便寥寥无几。我的论述暗示了在由研究纲领构成的“成熟科学”和由试错法拼凑的方式构成的“不成熟科学”之间有一新的分界标准。例如，我们可以作一个猜测，然后使这个猜测遭到反驳，然后用一个在我们先前所讨论的意义上非特设的辅助假说来挽救这个猜测。这个猜测可能预测新颖的事实，其中有一些甚至可以得到证认。然而人们用一连串拼凑的、任意的、互不联系的理论也可能取得这种“进步”。好的科学家不会认为这种临时拼凑的进步是令人满意的；他们甚至会认为这不是真正科学的而予以拒斥。他们会称这种辅助假说不过是“形式的”、“武断的”、“经验的”、“半经验的”、甚至是“特设的”。
成熟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在研究纲领内，不仅预见了新颖事实，而且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还预测了新颖的辅助理论；成熟科学不同于缺乏想象力的试错法，是具有“启发力”的。让我们记住，在强大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中，一开始就大致规定了如何建立保护带：这种启发力产生了理论科学的自主。
这一连续增长的要求是我对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科学的“统一”和“美”的要求的合理重建，它突出了建立理论的显然极不相同的两种类型方法的缺点。首先，它揭露了象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这类纲领的缺点，这类纲领无疑是“统一的”，它们较大范围地概述了自己在吸收反常现象时所使用的那种辅助理论，但这些纲领都毫无例外地跟在事实后面设计自己实际的辅助理论，而同时却不能预见其他的事实（比如说，191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预测了什么新颖事实呢？）。第二，它打击了一连串拼凑的、毫无想象力的、乏味的“经验”调整，这类调整，例如，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是非常常见的。借助于所谓“统计学技术”，这类调整也可能作出某些“新颖的’预测，甚至可能在这些预测中幻想出一点儿不相干的真理。但这种建立理论的方法没有统一观点，没有启发力、也没有连续性。它们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纲领，而且总的来讲是毫无价值的。
尽管我对科学合理性的论述是以波普尔的论述为基础的，但它脱离了波普尔的一些一般观点。关于理论，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勒鲁瓦的约定论；关于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