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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错主义与证伪主义
为了更加看清上述两个对立的论点，我们必须按当时的实际重建“辩护主义”崩溃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形势。
“辩护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业经证明的命题构成的。由于认识到严格的逻辑演绎只能使我们推导（传导真理），而不能证明（确立真理），他们对那些可用逻辑之外的方法证明其真实性的命题（自明之理）的性质有不同看法。古典唯理论者（或狭义的“理性主义者”）承认根据启示、理性直觉及经验所作的种种不同的、并且是有力的超逻辑的“证明”。这些证明，再借助于逻辑，使他们能够证明任何科学命题。古典经验论者只接受一些数量相对较少、表达了“确凿事实”的“事实命题”作为自明之理，它们的真值是由经验确立的，它们构成了科学的经验基础。为了只从这狭窄的经验基础、而不从任何其他东西来证明科学理论，他们需要一种比古典唯理论者的演绎逻辑有力得多的逻辑，即“归纳逻辑”。一切辩护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同意一个表达了“确凿事实”的单个命题可以证伪一个普遍的理论，但他们中极少有人认为事实命题的有限合取能够足以“归纳地”证明一个普遍的理论。
在过去的时代中，辩护主义，即把知识看成是业经证明的知识，是理性思想中的主导传统。怀疑论并不否认辩护主义：它只是坚持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业经证明的知识，因而无论什么样的知识都是不存在的。怀疑论者认为“知识”不过是动物的信仰而已。这样，辩护主义的怀疑论便嘲笑了客观思想，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和迷信打开了大门。
上述形势说明了古典理性论者为挽救唯理智论的先验综合原则、古典经验论者为挽救经验基础的可靠性和归纳推理的正确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他们全都认为科学的诚实性要求放弃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然而这两派都被击败了：康德主义者的失败是由于非欧几何学和非牛顿物理学；而经验论者的失败则是由于在逻辑上无法确立经验基础（正如康德主义者指出的，事实不能证明命题）和归纳逻辑（任何逻辑都不能无错误地增加内容）。结果表明一切理论都同样是无法证明的。
哲学家们迟迟不承认这一点，原因是很明显的：古典辩护主义者担心，一旦他们承认理论科学是无法证明的，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结论说理论科学是诡辩和幻觉，是不名誉的欺骗。概率主义（或称为“新辩护主义”）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否认必须作出这种结论。
剑桥大学的一些哲学家对概率主义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们认为尽管科学理论都是同样无法证明的，但相对于可资利用的经验证据，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就概率计算的意义而言）。这样，科学的诚实性所要求的就比原先想的要少：科学的诚实性在于只讲或然性高的理论；甚至只要求为每一科学理论指明证据，并根据这一证据指明理论的概率。
当然，对于辩护主义的思想来说，以概率取代证明已是一大退却，但是实际上即使这一退却也还是不足的。主要是由于波普尔的不懈努力，结果很快就表明，在非常一般的条件下，不论证据是什么，一切理论的概率都是零；一切理论，不仅是同样无法证明的，而且是同样无概率可言的。
许多哲学家仍然争辩说，未能对归纳问题至少作出一种概率主义的解决，意味着我们“几乎抛弃了一切被科学和常识认作知识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证伪主义在评价理论方面，以及一般说来，在知识的诚实性标准方面所带来的戏剧性变革理应受到重视。对于理性思想来说，证伪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相当大的退却。但因为这是脱离乌托邦标准的退却，它清除了大量的虚伪和混乱的思想，因此，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进步。
（
a）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经验基础
首先我要讨论证伪主义的最重要的一派：独断的（或“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独断证伪主义毫无保留地承认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可惜的，但它却保留了一种不会错的经验基础。独断证伪主义是严格地经验主义的，然而却不是归纲主义的，它否认经验基础的可靠性可以传导到理论中去。因而独断证伪主义是辩护主义最虚弱的一派。
承认（确凿的）经验反证据是一个理论的最终公断人并不就是独断证伪主义者，强调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任何康德论者或归纳主义者都会同意这种公断。但是康德论者和归纳主义者在服从否定的判决性实验的同时，还会规定使一个未受反驳的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加确立和牢固的条件。康德论者认为欧氏几何学和牛顿力学是牢固确立的，归纳主义者认为欧氏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概率等于1。然而独断证伪主义者认为，经验反证据是唯一可以判定一个理论的公断人。
这样，独断证伪主义的标记便是，承认一切理论都同样是猜测的，科学不能证明任何理论。不过尽管科学不能证明，却可以证伪：它“能够以百分之百的逻辑上的可靠性发挥摒弃谬误［的作用］”。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可用来证伪理论的绝对牢固的经验事实基础。证伪主义者提供了新的、非常温和的衡量科学诚实性的标准：只要一个命题是业经证明的事实命题，甚至只要它是一个可以证伪的命题，即只要在一特定时间有可资利用的实验的和数学的技术来指定某些陈述为潜在的证伪者，他们就愿意认为这个命题是“科学的”。
这样科学的诚实性就在于预先规定一项实验，假如实验结果同理论相矛盾，就必须放弃这个理论。证伪主义者要求，一个命题一旦被证伪，就不应搪塞：必须无条件地拒斥这一命题。对于（非重言式的）不能证伪的命题，独断证伪主义者是不客气的；他把它们说成是“形而上学的”，并否认它们的科学地位。
独断证伪主义者把理论家和实验家作了明确的区分：谋事在理论家，成事在实验家——实验家代表着自然。正如韦尔所说：“大自然清楚地知道如何用一断然的‘否’或默默的‘是’来对付我们的理论。实验家为了从顽固的大自然那儿夺取可以解释的事实而斗争。我希望能记录下我对实验家的工作的无限钦佩。”布雷恩韦特对独断证伪主义作了特别清楚的说明，他提出了科学的客观性问题：“那么，在多大程度上，一个确立的科学演绎体系应该被认为是人脑的自由创造，又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对自然事实作了客观的说明呢？”他的回答是：
一个科学假说的陈述形式及用它来表达一个一般的命题，是人为的；取决于大自然的是反驳或未能反驳这一科学假说的可观察到的事实……［在科学中］，我们让大自然来断定这些偶然的最低层结论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谬误。正是对谬误的这种客观检验造成了演绎体系，一个科学假说的演绎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构造中，我们有很大的自由。人提出一个假说体系：大自然决定其真伪。人发明一种科学体系，然后看一下它同所观察到的事实是否相符。
按照独断证伪主义的逻辑，借助于确凿事实的帮助，不断地推翻理论，这便是科学的增长。例如，根据这种观点，行星作椭圆运动而不作笛卡儿圆运动这一事实反驳——并根除了——笛卡儿的引力旋涡说；而牛顿的理论成功地说明了当时可资利用的事实，包括已由笛卡儿理论说明了的事实和反驳了笛卡儿理论的事实，因而牛顿的理论取代了笛卡儿的理论。同样，在证伪主义者看来，水星反常的近日点又反驳了即证伪了牛顿的理论，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却说明了水星的近日点。因而，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测而前进，这些猜测永远不能被证明，甚至不能被证明是或然的。不过其中一些后来被确凿的、决定性的反驳淘汰了，然后为更加大胆的、新的、并且至少在一开始末被反驳的猜测所取代。
然而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它的基础是两个错误的假设和一个过于狭窄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
第一个假设认为，以理论的或推测的命题为一方，事实的或观察的（或基本的）命题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学的界限（当然，这是对科学方法的“自然主义探讨”的一部分。）
第二个假设认为，如果一个命题满足了它是事实或观察的（或基本的）命题这一心理学标准，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或许可以说它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我将称这为观察（或实验）证明的学说。）
这两个假设为独断证伪主义致命的证伪取得了经验基础，从而演绎逻辑便可将业经证明的谬误传导到被检验的理论上。
一个分界标准对这两个假设作了补充：只有那些禁止某种可观察的事况，因而在事实上可被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或者说，如果一个理论具有经验基础，那么它就是科学的。
但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心理学的验证对第一个假设不利，逻辑学的验证对第二个假设不利，最后，方法论判定的验证对分界标准不利。我将依次对它们加以讨论。
（1）只要看一下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便会削弱第一个假设。伽利略声称他可以“观察到”月亮上的山和太阳上的黑点这些“观察”反驳了关于天体是完美无瑕的明澈球体这一历史悠久的理论。但他的“观察”并不是在不借助外来帮助用感官观察的意义上讲的：这些观察的可靠性依赖于伽利略的望远镜的可靠性以及关于望远镜的光学理论的可靠性，伽利略的同时代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