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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几乎一切被科学和常识认为是知识的东西。”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游戏，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
实际上，那些并未提出其他批评方法而批评朴素证伪主义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非理性主义。例如，纽拉特混乱地论证说，对一个假说的证伪以及相继而来的淘汰，可能会成为“科学进步的障碍”。但只要他似乎能提出的唯一的其他选择是混乱，他的这一混乱的论证就没有任何力量。亨普尔无疑正确地强调说：“科学提供了种种不同的例子，说明当一个高度确认的理论同一个偶然的顽抗的经验命题发生冲突时，可以通过取消后者而不是牺牲前者来得到解决。”但他承认他除了朴素证伪主义的“基本标准”之外，提不出别的标准。纽拉特，似乎还有亨普尔，把证伪主义作为“伪理性主义”予以拒斥；但“真正的理性主义。在哪里呢？波普尔在1934年就警告说，纽拉特的随意的方法论（更确切地说是缺乏方法论）会使科学变为非经验的，从而变成非理性的；“我们需要有一套规则对‘删除’（或‘接受’）一个原始语句的任意性加以限制。纽拉特未能提出任何这样的规则，因此他无意中抛弃了经验主义……如果因为一个原始语句不便利，就允许（在纽拉特看来，这对任何人都是允许的）人干脆‘删除’它，那么任何体系都是可以予以辩护的。”波普尔和纽拉特都同意一切命题都是可错的，但波普尔有力地指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当命题相互冲突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强的合理的战略或方法来指导我们，我们就不能进步。
但是至此为止所讨论的这种方法论证伪主义的坚强战略不是太坚强了吗？它所提倡的决定不是必然会太武断了吗？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
要批评一个批评理论通常是非常困难的。要反驳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它依赖的是经验的感觉心理学：可以证明它完全是错误的。但怎样来证伪方法论的证伪呢？任何灾难都不能证伪一个非辩护主义的合理性理论。而且，我们怎样才能辨认出认识论的灾难呢？我们没有任何手段来判断前后相继的理论的逼真性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现阶段，我们甚至还没有提出一个用于科学理论的一般批评理论，更不用说用于合理性理论的一般批评理论了：因此如果我们要证伪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我们就必须首先证伪它，然后才会有一个如何证伪的理论。
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些最著名的判决性实验的历史细节，我们就一定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它们或者是毫无理由地被接受为判决性实验，或者它们是根据同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合理性原则迥然不同的合理性而被接受为判决性实验的。首先，顽固的
理论家经常向实验判决挑战，并推翻这些判决。对于这一事实，我们的证伪主义者一定十分遗憾。在我们所描述的证伪主义的科学“治安”的概念中，这种成功的上诉是没有地位的。更多的困难来自对附有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条件的理论的证伪。根据我们的证伪主义者的标准，它们的被证伪，正如实际历史中所发生的那样，显然是非理性的。根据证伪主义者的标准，科学家们似乎经常迟缓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例如，从接受水星的近日点作为一个反常，到接受它作为对牛顿理论的证伪，这中间用了八十五年，尽管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是业经充分证认的。另一方面，科学家似乎又经常鲁莽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例如，尽管有充分的反对地球自转的证据，伽利略和他的信徒却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天体力学。又如，尽管光线发射理论违反了麦克斯韦的业经充分证认的理论，玻尔和他的信徒却接受了这种理论。
实际上，不难看出独断证伪主义和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至少有两个共同的重要特点，这两个特点显然不符合实际的科学史：（1）检验是（或必须使它成为）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两角的战斗，以便在最后的对抗中只有理论和实验相对峙；（2）这一对抗的唯一有趣的结果是（结论性的）证伪，即“（唯一真正的）发现是对科学假说的反驳”。然而科学史提出：（1）检验至少是相互竞争的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三角战斗；（2）有些最有趣的实验结果显然是确认，而不是证伪。
但是如果科学史没有证实我们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事情似乎是这样），我们便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对科学的成功作出合理说明的努力。被认为是合理地评价科学理论的规则及衡量进步的标准的科学方法（或“发现的逻辑”）不存在了。当然，我们还可以按照社会心理学来力图说明“范式”的变化。这就是波拉尼和库恩的道路。另一种选择是至少力图减少证伪主义中的约定成份（我们不可能杜绝这一成份），并用一种精致的、能为证伪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从而挽救方法论和科学进步观点的证伪主义来取代以上述（1）、（2）两个论点为特点的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边就是波普尔的道路，也是我打算走的道路。
（C）精致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与朴素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进步的问题转换和退化的问题转换
精致证伪主义在其接受规则（或“分界标准”）及其证伪或淘汰规则两个方面都不同于朴素证伪主义。
朴素证伪主义者认为，任何能被解释为在实验上可证伪的理论都是“可接受的”或“科学的”。精致证伪主义者认为，仅当一个理论比其先行理论（或与其竞争的理论）具有超余的、业经证认的经验内容，也就是说，仅当该理论能够导致发现新颖的事实时，它才是“可接受的”或“科学的”。这一条件可以分析成两个条款：新理论具有超余的经验内容（“可接受性1”），这种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已被证实（“可接受性2”）。第一个条款可立即由先验的逻辑分析来检查；第二个条款只能经验地检查，而且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无限期的。
朴素证伪主义者认为，由于一个（“已经加强的”）“观察”陈述同一个理论相冲突（或他决定把该陈述解释为同理论相冲突），该理论便被证伪了。精致证伪主义者认为，当且仅当另一个具有下述特点的理论T’已被提出，科学理论T才被证伪。T’的特点是：（1）与T相比，T’具有超余的经验内容，也就是说，T’预测了新颖的事实，即根据T来看是不可能的、甚至是T所禁止的事实；（2）T’能够说明T先前的成功，也就是说，T的一切未被反驳的内容（在观察误差的界限之内）都包括在T’的内容之中；（3）T’的超余内容有一些得到了证认。
为了能够评价这些定义，我们需要懂得它们的问题背景及其后果。首先我们必须记住约定主义者的方法论发现。即任何实验结果都不能淘汰一个理论：通过一些辅助假说或适当地对该理论的术语重新加以解释，都可以从反例中挽救该理论。朴素证伪主义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关键之处将辅助假说归属为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把这些假说从检验情境的演绎模型中清除出去，从而迫使所选的理论处于逻辑孤立之中，在这种孤立中，所选的理论成为检验…实验攻击的死靶子。但是既然这一程序没有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提供合适的指导，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方法。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以证伪为目标呢？为什么不给理论的调整规定某些标准以允许人们去挽救一个理论呢？事实上，有些这样的标准为人们熟知已有好几个世纪了，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警语已表达了这些标准，这些警语反对各种特设性说明、空洞的遁词、保全面子的文字把戏。我们已经看到迪昂用“简单性”和“良知”暗示了这样的标准。但是在什么时候理论调整的保护带中的“简单性”就缺乏到了必须放弃理论的程度呢？例如，在什么意义上哥白尼的理论比托勒密的理论“简单”呢？正如朴素证伪主义者有理由地争论的那样，迪昂“简单性”的含糊概念使得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兴趣和时尚。
能否改进迪昂的方法呢？波普尔改进了。他的解决方法即一种精致的方法论证伪主义，是较为客观。较为严格的。波普尔和约定主义者一样认为，借助于辅助假说，理论和事实命题总是能够协调的：他同意，问题在于怎样区分科学的调整和伪科学的调整、合理的理论变化和非理性的理论变化。波普尔认为，借助于能满足某些明确限定的条件的辅助假说来挽救一个理论体现着科学进步；而借助于不能满足某些明确限定的条件的辅助假说来挽救一个理论则体现着退化。波普尔称这些不能允许的辅助假说为特设的假说、不过是语言把戏、“约定主义的策略”。但这样一来，评价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同它的辅助假说、初始条件等等一起评价，尤其是必须同它的先行理论一起评价，以便看出该理论是经过什么变化而出现的。那么，我们评价的当然是一系列的理论，而不是孤立的理论。
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懂得，我们为什么要象前面所做的那样阐述精致方法论证伪主义的接受和拒斥标准。但是将它们稍微重新阐述一下，从一系列理论的角度将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也许是值得的。
让我们以一系列理论 T1、T2、T3 ……为例，每一个后面的理论都是为了适应某个反常、对前面的理论附以辅助条件（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