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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你讲讲吧，”贝舒生气地说道，“装着证券的包，是怎样离开那个房子的？”
“就在你的眼皮底下。难以形容，贝舒！而且，那个包不仅离开了房子，接着又回到房子里！它每天两次离开房子！它每天两次又回来！就在你的眼皮底下，贝舒，你憨厚友善，眼睁睁地看着！整整十天，你对它弯腰，毕恭毕敬。真正十字架的一块碎片出现在你面前！只差一点，你就会下跪！”
“哪里会呢！”贝舒大喊道，“这真荒谬，既然全都搜查遍了。”
“全都搜查遍了，贝舒，但是有件东西没有搜查！所有的包裹、纸盒、手袋、衣袋、帽子、罐头和垃圾箱……全都搜查过，但是漏查了那件东西。在边境火车站，旅客的行李物品要接受检查，但是外交邮袋是免检的。因此，你全都检查了，惟独没有检查那件东西！”
“那是什么呀？”贝舒大声问道，迫不及待。
“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
“你讲吧，真是他妈的！”
“前任部长的公文包！”
贝舒从座椅跳起来。
“嗯？你说什么？巴尔内特！你控告图菲蒙议员？”
“你发疯了！难道我竟敢控告一位议员？首先，一位议员、前任部长，先验地不能怀疑。在所有的议员和前任部长当中——天知道他们有多少！——我认为图菲蒙是最无可怀疑的，尽管他充当了阿兰太太的窝赃者。”
“他于是成了同谋？图菲蒙议员会是同谋吗？”
“不会的。”
“那么，你控告谁？”
“我控告谁？”
“是的。”
“他的公文包。”
巴尔内特庄重而又愉快地解释道：
“一位部长的公文包，贝舒，可是个重要之物。哪里有图菲蒙先生的身影，哪里就有那个公文包。先生和公文包不可分离，彼此互相依存。你不能想象图菲蒙先生不带公文包，你也不能想象公文包不在图菲蒙先生的手里。只是图菲蒙先生有时要把公文包放在他旁边，比如说为了吃饭，或者为了睡觉，或者为了完成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动作。在那些时候，图菲蒙先生的公文包就独自存在，可能会发生某些事，图菲蒙先生对此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失窃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贝舒看着巴尔内特：“你究竟想要说什么呀？”
巴尔内特重复道：
“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不见了的那天早上，就发生了那种事情。看门女人，因为偷了东西而惊慌不安，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丧魂落魄，不知道怎样摆脱那将使她身败名裂的赃物，突然看见在壁炉上——啊，奇迹！——放着图菲蒙先生的公文包，单独放在那里！图菲蒙先生刚刚进了看门女人的小屋，来取他的邮件。他把公文包放到壁炉上，正拆着来信，这时尼古拉·加西尔和你，贝舒，你俩正告诉他说证券不见了。于是，一个天才的，的确是天才的想法（不可能使用别的形容词了），在阿兰太太的头脑里产生了。放证券的那个包，恰巧也放在壁炉上，就在那公文包旁边，上面被报纸遮住了。这间屋子还没有被搜查，但马上就会被搜查，事情就要败露。刻不容缓。看门女人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你们三个谈话的人，非常迅速地打开公文包，掏出包内两层之中一层里的文件，把证券包塞了进去。大功告成。谁也不会起半点疑心。图菲蒙先生腋下夹着公文包离开，也就把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和加西尔的全部证券带走了。”
贝舒没有提出丝毫异议，巴尔内特斩钉截铁地讲着自己的判断，贝舒屈从于无可辩驳的事实。他相信了，确信巴尔内特的话。
“那天，我的确看见了，”贝舒说道，“一叠文件与报告。我的确没有在意。但是这些文件与报告，她大概还给了图菲蒙先生了。”
“我可不这么想，”巴尔内特说道，“那些东西只会使人家更加怀疑她，她已经把它们销毁了。”
“但是，他大概会索要的吧？”
“不会。”
“怎么！他没有发现有一批文件不见了吗？”
“他也不会发现证券在他的公文包里。”
“他没打开公文包吗？”
“他没有打开。他从来不打开公文包。图菲蒙的公文包，跟其他许多政治家的公文包一样，只是一个装门面的东西，一种姿态，一种威胁，提醒人们要遵守秩序。如果他打开过公文包，他就会索要文件与归还证券的。然而，他既没有索要文件，也没有归还证券。”
“那么，当他工作的时候呢？”
“他不工作。因为有了个公文包，并不是非要工作不可啊。甚至只要拿着前任部长的公文包，就不用再工作了。那公文包就代表工作，权势、威望、绝对权力与无所不知。昨天夜里，图菲蒙在国民议会——他是在那里，因此我讲话是很有根据的，我很了解情况——把他这个前任部长的公文包往讲坛上一放，现任部长就感到自己输了。有多少很有分量的文件资料装在这个伟大的工作者的公文包里呀！有多少数据！又有多少统计材料！图菲蒙打开公文包，却不从两个胀鼓鼓的夹层里取出任何东西。他发表演讲，不时地把手按在公文包上，那神态像是在说：‘全在这里呢。’然而，公文包里只有贝舒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加西尔的证券，以及一些旧报纸。这已经足够了。图菲蒙的公文包使部长倒了台。”
“但是，你是怎样知道的？……”
“因为图菲蒙在凌晨一点钟走出议会，步行回家的路上，被某个人鲁莽地撞倒，躺在了人行道上。另外一个人，即那个人的同伙，拾起公文包，取出了证券包，把一叠旧报纸塞进公文包，然后带走了证券。我需要对你说出那第二个人的名字吗？”
贝舒由衷地微笑了。由于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在自己的口袋里，他就觉得整个故事更加有趣，图菲蒙的意外跌倒更加好笑。
巴尔内特转了一圈，大声说道：
“这就是全部秘密，老伙计，正是为了能够发现这别致的真相，为了熟悉这所房子，为了搜集资料，我才口述回忆叫人打字，我才来上笛子课。多么美妙的一星期。在四楼调情，到楼下作多种消遣。加西尔，贝舒，图菲蒙……都是听我摆布的小木偶。最使我感到为难的，你懂吧，就是承认图菲蒙不知道他的公文包已参与了犯罪，而他在无意之中带着你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走来走去。这件事使我十分惊讶。看门女人也很吃惊！对于她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在内心深处，她大概把图菲蒙先生看作最卑劣的骗子，既然她相信图菲蒙‘独吞了’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和其他证券。可恶的图菲蒙！”
“我应该告诉他吗？”贝舒问道。
“有什么用呢？就让他继续把旧报纸带来带去，在公文包上睡觉吧！这件事，不要向外人透露一个字，贝舒。”
“当然除了对加西尔说，”贝舒说道，“既然我要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把他的证券还给他。”
“什么证券？”巴尔内特问道。
“属于他的证券啊，你在图菲蒙的公文包里找到的证券。”
“啊！你在发神经病了，贝舒！你想让加西尔先生重新拥有他的证券吗？”
“怎么不！”
巴尔内特用拳头敲打着桌子，突然发怒道：
“你了解你的尼古拉·加西尔是个什么人吗？他是个骗子，跟看门女人的儿子一模一样。是的，一个骗子！他偷窃他的委托人的钱财，这个尼古拉·加西尔！他拿他们的钱赌博！比这还要更糟糕，他打算偷他们的钱！瞧，这是他买的去布鲁塞尔的头等火车票，启程的日期正好是他从银行保险柜取出证券包的同一天，不是如他所说的，他要把证券转存到另一家银行，而是为了卷款潜逃。嗯，你对你的尼古拉·加西尔，还有什么好说的？”
贝舒对加西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自从他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被盗以来，他对尼古拉·加西尔的信任度已经下降。但是，他仍然注意到另一种情况，说道：
“他的委托人可都是些正直的人。这样他们不就破产了吗？”
“他们不会破产的！当然不会！我绝对不会同意这种极不公道的行为！”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加西尔是个阔佬！”
“他一个苏也没有了。”贝舒说道。
“你错了！根据我的情报，他赔偿完委托人的损失之后，还会有很多钱。你要相信，如果说他在案发当天没有及时报案，那是因为他不愿意司法部门插手他的事。但是你拿坐牢来威胁他，你将看到他自己会设法解决的。钱财问题？你的尼古拉·加西尔是个百万富翁，他遇到了麻烦，该由他去处理，而不是由我处理！”
“这就意味着你企图留住……？”
“留住证券吗？决不！那些证券已经出卖了。”
“是的，但是，你留住了钱吧？……”
巴尔内特表示出极大的义愤：
“一刻也没有！我什么都没留住！”
“那你把那些钱怎么处理了？”
“我全都分给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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