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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以为全国人民是真心拥护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这种新制度，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是建立在一个血腥镇压的暴力基础上。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毛泽东真正想让知识分子来批判共产党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讨论。据说毛泽东决定发起这个运动时，赫鲁晓夫就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让知识分子自由批评政治一定会出乱子的。毛泽东不听他的劝告，还是搞了大鸣大放。结果不出赫鲁晓夫所料，大鸣大放开始不久，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根本不是真正拥护他，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这时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准备进行镇压。那时赫鲁晓夫又表示过反对，认为既然已经放开让人鸣放，就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压制。毛泽东又没有理睬赫鲁晓夫的意见，来了个反右派运动。这个运动使人们再也不敢讲不同意见，这就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局面，对一些极其荒谬的事，大家都指鹿为马。像《皇帝的新装》中一样，明明看见皇帝光着屁股，众人却连声称赞皇帝的华丽新装。”刘凤祥用一种自信的口气像批评一个劣迹的小孩一样批判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怀疑的毛泽东。他的态度，更是他的语气，如此动听，我被他深深感动了。他娓娓继续道：“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已经表面化，彭德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书毛泽东，举了很多具体的调查材料，希望毛泽东能认识大跃进的错误，结果反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这就使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溃。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承认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时过去曾经积极支持过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倒向赞同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口头上虽已认错，实际上却对刘少奇等人的倒戈怀恨在心，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被动局面。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搞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和社教运动，都是企图削弱和打击在毛彭之争中倒戈和右倾的刘少奇、邓小平。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夜已深，众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刘凤祥坐在床上墙角，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我像在黑夜里看见了光明，聚精会神地听他。在周围充满着无知的政治狂热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极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危及每个中国人的安全的时代，刘凤祥的这段历史真使我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我体会到为什么右派朋友们在称呼他时都故意把“断手”发成“舵手”，特别是他的很多观点与我和程德明的讨论不谋而合，更使人有种人心所向的信心。我与宋绍文、毕建、张家政已没有什么政治话题可谈。他们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风云人物，但与刘凤祥比较，他们只是糊糊涂涂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并不懂文革这场变动为什么发生。他们都在忙于准备去劳改队的行装。只有张家政将去监狱，因为他的刑期超过了十五年，这是去劳改队的最长年限。他们看去已完全失去了政治灵魂，变得麻木不仁。另外一件大家都关注的事是临去劳改队之前与家人的一次见面。我们被关押都已近两年，两年来被禁止与家人见面，但在被判刑后，有一次机会与家人见面。宋绍文的老母将来看他，他再三嘱咐母亲给他带一只做好的熟鸡来吃。两年的拘留已使他从一个有大肚子的胖子变成一个瘦得眼睛陷进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剧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参加造反派要求当局给他平反，最后卷入“省无联”。他母亲来的那天带来了一锅鸡，但被徐络腮拒绝，宋绍文只能看着她把一锅香喷喷的鸡又带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亲告诉他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他的美丽的爱妻梁契已提出与他离婚，并将他一辈子的上万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长沙文艺界演员中有名的美女，毛泽东来长沙时都专门要她陪舞。宋绍文造反时，梁契一直与他在一起。这次宋绍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终于与他反目。他觉得离婚可以理解，但将他的存款全部占有，却使他大感意外。那个时期，社会是不会保护“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的。政府不但鼓励反革命分子的配偶与之离婚，而且鼓励家属、子女从政治经济上与反革命“划清界限”。每天家属见面都有一些类似的伤心事，不少人红着眼圈，流着泪回到号子里。
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能来看我。刘凤祥知道我父亲，他支持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对大跃进的批评。我告诉他，我在文化革命中与父母的政治观点不相同。我在六七年初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冲击共产党官僚时亲自经历了市民对省委官僚的冲击。我发觉市民对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党官僚的不满是由于文革前他们对平民的压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对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们却造了父母的反。我曾经向她了解她对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对造反的支持，一点也不同情我父母的处境。那天我和刘凤祥坐在他的床角一边下棋一边谈着我的父母。他用一种武断的口气说：“儿子绝不会真正反对父亲的。”我问他“这是你对中国人父子关系的看法，还是适用于全世界？”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注视我说：“问题是你父亲的政治观点是对的，你参加造反也是对的，微妙就在这儿。”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释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及平民之间的冲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林彪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后，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受过当局迫害的人起来造刘少奇、邓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打着批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招牌起来造反。而当时在朝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派的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都采取压制迫害这些‘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知识分子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打着毛泽东反对右派的招牌迫害在野的右派，而后者打着改造走资派的招牌反对在朝的右派，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将政治权力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来就利用了这个在朝右派与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
刘凤祥曾在农场、工厂劳教。他入狱前在长沙一间劳改工厂“新生开关厂”当图书管理员。他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后就一直留在那个工厂。他告诉我，在他的右派朋友之间，文化革命开始后就在争论应该支持造反派还是应该支持保守派。从经济文化政策方面而言，他们喜欢周恩来，但从对当权派迫害右派的态度而言，他们喜欢造反派。最后大多数右派分子在文化革命中多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闹翻案和反对当权的官僚。“我和我的朋友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没有直接卷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们认为军队介入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逐步转为林彪与周恩来的冲突。特别是刘少奇垮台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利益冲突。周恩来这人的个性是绝不会搞政变的，他像中国历史上周朝的周公旦，即使有政变的机会，他也不会夺毛泽东的权。但林彪的性格却相反，他是个喜欢出奇制胜的人。“刘少奇倒了后，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毛泽东树林彪是为了打击刘少奇，刘少奇一垮，毛泽东的主要危险就是林彪了。”我听他这么一说，大感诧异。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已写在中共九大的党章中，全国人手一本的毛语录中全有林彪的前言，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破裂实在是常人当时难以想象的事。但是刘凤祥那自信的语调使我完全信服了他的判断。他继续道：“正是估计到林彪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判断文革可能导致重大政治变动，我们才决定卷入文化革命，支持造反派。”
我们被判刑后一个月，长沙又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天早上我们从前窗看到左家塘看守所中间的空坪中站着将被判刑的人。他们被押出看守所后，判刑的布告由徐络腮分发到所有号子。陈三才接过布告在那里大声念判词。我凑过去看，头条竟是张九龙的判决书。张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与他同案的有将近十人被判了刑，其中毛治安和王士坤的名字我已从张九龙的口中听熟了。刘凤祥听说我认识张九龙，马上问我张的案情，看似他对“反革命集团”案极有兴趣。我尽我所知将张九龙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非常有兴趣地问及一些细节，特别是张九龙对古巴人格瓦拉式的游击战争的观点，以及张九龙对秘密政治组织的经验。看得出来，刘凤祥对地下政党活动极有兴趣，并已经对这类事情想过很多次了。又一次棋局，我俩都没把心思放在下棋上，他在自言自语似地谈地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用我这样的效率向你讲解我的政治观点，我十年内顶多能说服一千人。用这种效率来反对共产党实在是太低。而共产党控制着所有电台，报纸，印刷出版机构，如果没有文革中造反派自己掌握一些宣传工具的机会，要想将足够的群众卷入我们的政治活动实在是不可能。”我问他，“那武装反抗现政权可行吗？”
“如果毛林不发生冲突，”刘凤祥沉着自信的样子，听去像一个精于算计的赌徒正准备下大赌注一样，“任何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在铁路运兵和公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局能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兵力。正像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时，共产党依靠铁路在极短时间内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这种迅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