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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刘凤祥像张九龙（他也是在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的）一样，是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他们不能消失在黑暗中。另一个我脑中的疑问是，如果刘凤祥真的组织了地下政党，那是谁出卖的刘凤祥？这个问题自然与刘凤祥讲过多次的共产党政权下地下政党发展的可行性问题有关。我看到和听到至少有数百件被共产党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组织（地下政党）案件，但刘凤祥案件是我最靠近，几乎是卷入其中的一个，我爱刘凤祥，把他当成我的父、兄。那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泪珠在眼睛里滚动。我想起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父亲、母亲。我哥哥与刘凤祥同时被打成右派，他是因为与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干涉。他那时是位共青团员，而共青团员在五十年代恋爱是要团组织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医学院的党组织不准他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贴了张大字报，说共产党社会没有恋爱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与刘凤祥一样，曾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刘凤祥同时被划为右派。他与刘凤祥曾一起劳教。一九六一年，他劳教期满后曾来过我家。当时他与我母亲谈到一九五九年，一口咬定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想到我父亲，一九五七年曾反对我舅舅的观点，五九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那时我妈妈劝我父亲改变观点，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母亲已经完全赞同我父亲的观点，认为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的错误。到了文革，我母亲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国家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想起刘凤祥那句话：“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这真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更重要的是，刘凤祥让我理解了我母亲、我父亲、我舅舅和我哥哥。也使我理解了自己在文革中造反与他们遭殃的关系。刘凤祥在我心目中真是联接这几代人的一个关键人物。我在去长沙的火车上禁不住地想刘凤祥，我不敢想象他临死前是怎样面对共产党的枪口的，我不敢想象他的母亲，他的爱妻张铁军是怎样收埋他的尸体的。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把我押到长沙东北郊火车北站附近的六栋里，那是省公安厅看守所，国民党时代的模范监狱。旁边有一个劳改工厂——新生绸厂，专门纺织绸布和印刷粮票。我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时期，因为支持“湘江风雷”，被关押在这里一个多月。这次“二进宫”，我心中特别凄凉。
我到达六栋里后的第三天，省人保组专案组的陈苓梅和其他两个干部提审我。陈苓梅厉声对我说，“这次把你叫回来，是让你交代问题，彻底交代你们一伙在文革中的罪行。你知道刘凤祥吧？他是操纵‘省无联’的反革命黑手，我们把他杀了！”他特别加重了“杀了”这两个字的语气。
我看着他那杀气腾腾的脸神，感到一种极端的仇恨。我在心里说，“就是你杀了他！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正义，还有真理，总有一天，你会为此受到审判的！”苍天似乎有眼，几年后，陈苓梅，这个“省无联”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不等正义来审判他，就得癌症，在痛苦中死去了。我是从周国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们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外湖相遇，他在一大队劳改。我们匆匆交换了各自知道的一些新消息，在刺骨的寒风中交换了围巾留作纪念。逃跑犯内湖三大队
我在外湖十大队挑了近一个月的土，就被押送到内湖三大队去了。那是个暖和的冬日的早晨，懒洋洋的太阳照在这荒凉的湖州上，远处的工棚和衣着破烂的犯人给人一种置身于远古奴隶社会的感觉。一位陌生的劳改干部押送我乘一辆敞篷汽车往北边走。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一路都是泥土砂石做成的简陋的公路。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乡间小镇，这里可以看到不少砖木结构的永久性建筑，使人感觉从一个远古的社会回到现代中国的乡间。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建新农场场部的所在地，它有一个使人感到荒凉的名字“茅丝铺”。
这些天在十大队与刘凤祥相处的日子，听了那么多对毛泽东激进和极左的经济文化政策的批评，也听了很多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的政策的好感，我心里渐渐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一方面寄厚望于当时还是总理的周恩来，觉得他是唯一有权而又有理性的人，另一方面从奴隶社会式的外湖到了这内湖的茅丝铺，好像冥冥中有个能支配我的命运且有理性的人在安排着这转变。这个看不见而又权力极大的人在我心中竟是周恩来。我知道这是幻觉，是种不能支配自己命运又渴望理性的温暖的幻觉。但我却不能抑制这种幻觉。我被交给场部一位干部。他好奇地打量我，问道：“你就是杨曦光？”看样子他熟知这个名字，但却不相信我就是其人。
他确认我就是杨曦光后，温和地对我说：“一个省只能少数人当领导，你们这么多组织要当领导，这怎么行呢？”他的口气像是在教训我，但又好像是在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中这么多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为什么要把一些政治组织打成反革命。我心中很不舒服，因为按他的解释，政治冲突全是因为争取权力引起的。而我那时却相信自己是为了政见和理想而与当局发生冲突的。当然我不能说这些。但我心里又感到安慰，他的解释与官方宣判我为反革命的理由很不一样，他似乎是在试图平心静气地理解政治，不是站在我的敌对面，而是像一位旁观的长者。我想起周国辉在十大队听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是从老犯人中传来的。文革中，建新农场的干部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公检法”的，另一派是支持“湘江风雷”的，而“湘江风雷”是与“省无联”同一个观点的。建新农场的不少干部支持“湘江风雷”，原因是这里的干部地位极低，他们同情向当局造反的一派。看得出来这些卷入过文革中政治派别冲突的人对我这类政治案件有些特别的理解。走近三大队时，一个庞大的围墙慢慢露出它的轮廓。围墙大约有两人高，上面是缠绕得像荆棘一样的铁丝网。围墙的一角是一个高高的岗楼，有荷枪的军人在那里。我被转交给三大队三中队的稽队长时，是中午时分。这位稽队长个子矬小，一脸凶狠阴冷的样子，说话好像是咬着牙从鼻子里哼出来的似的，一口北京腔。他不报姓名（我后来从犯人口中知道他姓稽），第一件事是要我把现金交出来，要我将行李打开检查。接着他要我将“判决书代执行书”交给他，并问我：“你是犯什么罪？”我说“省无联问题。”很不情愿承认自己犯了罪。他把脸一沉，厉声道：“你没犯罪？到这里要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你们就是不老实嘛，不满意自己的地位，个人主义膨胀，要造无产阶级的反。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都像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一样，就是对共产党不满嘛！”我不敢反驳他。他的看法与刚才那位场部干部的看法是如此不同。这位稽队长将我的“判决书代执行书”拿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文件。这大概是当时劳改队拿到的关于我的判词的唯一官方文件。当时，三大队的大部分犯人都到外湖修筑堤坝去了，每个中队都只留下一个老弱组。我被分到三中队的老弱组，这个组加上我共有七个人。围墙内那时有两排监房。我们住在北边监房中的一个房子里。监房之间有一个大操坪，是每天出工前犯人集合的地方。靠南边是伙房和一个礼堂，那是干部召集犯人开会的地方。傅子庚
我们这个组有两个组长，一个学习组长负责每天夜里组织政治学习和向干部报告其他犯人的思想行为。另一个生产组长负责组织劳动。学习组长姓吴，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官，一九四九年在地方上教书。一九五九年中国农村因为“大跃进”造成饥荒时，他的学生决定组织政党从事推翻共产党的活动，曾上门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