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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一间修表店。他的顾客们都从他的柜台前消失了。不久他看到各种各样的布告，才知道他的很多顾客（其中有些也是他的私人朋友）在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了。宾兰庭讲到这里脸上还透出一种使人心寒的恐怖，尽管事过境迁将近二十年了。“布告上没有任何罪证和犯罪事实，只有被判死刑者在国民党时代的官衔，真是太可怕了。有时一天几十张布告，上面全是执行死刑的红叉叉。这就是改朝换代呀！这就是改朝换代呀！”回想从建新农场回长沙时一路看见的死刑布告和那些要求当局将我和其他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标语，我完全理解他的恐怖心理。回想文革前，我心目中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那么美好和神圣，那时我的父母和家庭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我们全家人都充满着征服胜利的自豪感，今天我才看到了革命的另一面，多么残酷，多么没有人性、没有理性，这是千万人的生命和鲜血堆砌起来的一场灾难啊！
秋天时节，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这是最容易引人愁丝万缕，伤感满怀的时候，这种情绪往往激起万千回忆。宾师傅（自从我知道他是修表的“小业主”之后，我就称他宾师傅）在这种时候往往回忆起四九年前的生活。他父亲是乡下的绅士。他在长沙读中学时，每年回去，乡下的宗族祠堂总是一桌酒席替他“洗尘”，地方上的绅士、族长和长辈都会来。宾师傅对这种乡村地方的宗族祠堂及绅士势力极有好感。他说：“中国历史上这种宗族祠堂和绅士结构往往把政府的权力隔开，使地方相对于政府有一定独立性。”他话不再往下讲，但我能理解，他要说的另一半是：“共产党把地方绅士和祠堂宗族势力完全消灭，把地方完全置于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人民完全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宾师傅喜欢回忆地方祠堂礼节的细节，那种津津乐道反映出他对共产党社会不讲礼仪的状况十分不满，尽管他从不直接表示这种不满。
有两次他直接表示了对共产党社会的不满和对国民党社会的留恋。一次是他看到《湖南日报》（这是当时当局给我们的唯一阅读物）上说湖南东部盛产茶油的农村茶油丰收的消息时说：“我们家乡解放前每年产茶油八十万斤，而解放后年产量不到解放前的三分之一。谁都知道把茶油分给私人就会增产，但谁都不敢这么说，说了也没用。”另一次他看到《湖南日报》报道赤脚医生的消息，忍不住说：“这还不是把以前的地方中医都打成土豪劣绅，赶的赶，关的关，杀的杀，结果乡下缺医少药，又来搞赤脚医生。”他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比对共产党军队的好。他经常说起他中学时代在家乡碰到的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那营长能讲一口极好的英语，十分有礼貌。而后来他碰到的共产党的军官连中国字都不太认识。他倒是经常正面赞叹毛泽东的能力。他和我讲起明史时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时把前朝的地方绅士势力完全消灭，从下到上完全换人，这种朝代是最稳定和寿命长的，而国民党的朝代是极不稳定的。我问：“为什么？”他轻声细语道：“国民党把旧朝代的基层组织和绅士阶层完全保留下来，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彻底改朝换代。毛主席是了不起，他就把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完全消灭了，从上到下完全换人。”他不再往下说，但我可以体会到，他的这一套改朝换代理论是想说明，共产党朝代的稳固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尽管对共产党朝代的残酷心寒，但宾师傅却有一种中国老一辈人中相当普遍的犬儒主义。他总爱说：“只要一个国家不打仗，有几十年总会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对改朝换代的灾难印象太深，大家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他对毛泽东政治的批评相当间接，有次我告诉他，我在劳改农场碰到很多因为批评毛泽东而被判刑的人。他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他镜片后的眼睛正盯着他手里的一枝笔，仔细端详，就像他在修只复杂的表一样。
宾师傅虽是个政治的旁观者，有些观察却很像是个局内人。他有天在看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样子像在设法修理他的顾客的手表一样，自言自语道：“没有三五年，刘少奇这条线的人怕是拣也拣不清，加上还有文革中新出现的反对势力。”他的口气听来像是他正在毛泽东的位置，运筹帷幄，把政治当作他的专业技术问题一样。那段时间，报纸上天天在吹捧林彪，把他说成是毛泽东的当然接班人。一天宾师傅看着《湖南日报》上林彪和毛泽东的照片，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康熙皇帝传位的故事吗？康熙有几个儿子，他最喜欢十四王子。十四王子为人厚道，胸怀经世之才。康熙也很喜欢四王子，四王子很懂韬晦之计，人也很聪明，但就是心地尖刻，所以康熙对他不放心。”宾师傅那对轻易流露感情的眼睛在他那老花眼镜后眨动着，一付与世无争的神色。“康熙皇帝留下遗嘱‘传位十四王子’。他驾崩后，人们打开遗嘱，却看到‘传位于四王子’，‘十’字被人偷偷改成‘于’。四王子接过王位，马上把其他王子监禁，一个个把他们弄死。他就是清史中的雍正皇帝。”我听得懂他的借古喻今的潜台词：“你应该明白毛泽东传位给林彪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和宾师傅在一块住了十个月，第二年开春前，一打三反运动已经过去，我也被押回建新农场，离开时，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一九七八年我出监狱后在长沙他所在的钟表修理行看到他，我还请他到我们家来做过一次客。他没有被判刑，林彪事件后他就释放了。他是高级钟表技师，钟表行需要他，他又回钟表行重操旧业。他到我家来做客时还保持着国民党时代的礼仪，见了我父亲毕恭毕敬地行了个鞠躬礼。宾师傅的修表作坊于一九五六年被强迫公私合营，他的私人房产第一层被政府强占开了一个书画店，第二层他一直保持着私产权，作住房用。那是长沙繁华的五一路上的一幢临街房子，我去那里做过客。做客时，宾师傅告诉我，和他情况类似的一个小产业主，后来一直坚持开一家私人童装店，文革中政府没收了他的房产，说他抗拒社会主义，把他赶到大街上，露宿街头。后来这个小业主不明不白地死在大街上。我一九八零年最后一次见到宾师傅时，共产党正在退回私房。我问他：“您是否有兴趣再自己开店呢？楼下的临街铺面是做生意的黄金地皮呢。”宾师傅摇摇头，他说他已经决定从五一路搬走，把这幢楼的二层也让给政府，条件是政府分给他两个单元郊区的公寓房子。他的儿子马上要结婚，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这真使我感到意外。宾师傅是那种工于心计，精于计算，看重财产、技术和事业的人，结果在共产党执行开明政策的时候却对财产和事业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想起宾师傅在六栋里给我讲韩信的故事时的神态，我知道这种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他一定借古鉴今，对中共这个朝代的演进想了很多。他的举动说明了他对这个政权已完全没有信心，但又无可奈何。余总工程师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卧撑，才做到第二下，宾师傅小声说：“有人来了！”哐啷一声锁响，卢所长将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关进了号。他抱着一大堆被子和行李，放在床上后又转过身敲门，原来他还有一箱书放在门外。卢所长让他把书搬进来后重重地关上了厚实的门。新牢友看去很像电影中的资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着一撮胡子，肚子大得翘起来，走起路来象只大企鹅。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样子十分精明。那时的中国，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见他那样的胖子，大多数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里，更看不到他那样的胖子。只有高干和有特权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宾师傅都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几分敬畏。他的胖说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类老百姓称之为大脑壳的有地位的人。他从一包行李中取出几个瓶子问我道：“我靠墙睡好不好？”意思是靠墙方便放他那些瓶子和书。他的声音听去十分温和、浑厚，地道的长沙城里话。好几天后我才知道，那些瓶子里装着他家里人送来的猪油、葡萄糖和蜂王浆。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余裕一。老余是那种长于言谈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过苦日子时（老百姓都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称为过苦日子），头发夹子、胶鞋、茶缸都买不到，买什么都要排队，一碗放了几粒米和糖精的甜开水都要卖一角五。我们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高薪，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也要挨饿呀。每次发了工资，我就给我儿子和女儿一些钱，让他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排队就去排上买些东西回来。他们有时买回一个茶缸，几斤水果糖。有天我儿子回来给我一迭火车票，我问他这是给谁的。他说‘好长的队呀，我排了两个小时才给我们家一人买了一张票’。我生气道：‘我们又不要出差，买火车票干什么？’‘您不是说不管什么，看见长队就去排，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把手上的钱用光为止。我今天把您给我的一百元钱都用光了呀！’”老余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我听这类笑话多了，发觉老余的笑话都是政治笑话，笑完后，听者能慢慢体会他对共产党社会的讽刺。后来我发觉，这类政治笑话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余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编出来的。比如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刚接管长沙时，听说交通规则是行人、汽车全部靠右，一位高干大怒道，这怎么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边谁走呢？”旁边有懂交通规则的告诉你，对面来的人靠右对我们来说就是靠左。这位“大脑壳”好不容易明白了“行人靠右”意味着两边都有人走，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