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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娱乐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初经常聚会，有时跳舞，有时唱歌。很多舞蹈（例如伦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都是当局禁止的，所以这个娱乐沙龙不久就被当局指为“黑社会圈子”，参与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兰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绸厂织布。新生绸厂是个女犯集中的地方，刘家进这样的男犯人极少。他这样潇洒的男子汉，自然成了女犯们注意的焦点。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在监狱里实行一种所谓“牢头制”。少数被当局认为表现好的犯人被任命为“牢头”，牢头直接管理小组的犯人，而干部只管理“牢头”。王白兰这个组的牢头是个与奸夫一块谋杀亲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被减为二十年徒刑。她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二娘。这个组的女人们在吃饭，睡觉前都要议论刘家进一番，有的骂他“郁实鬼”（意为对女人的调情没有反应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哝，“别看他小白脸，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只有两个人在这种议论中一声不响，一个人是白兰，她真的爱上了家进，当然不会附和这些议论。另一个是孙二娘，她是牢头，自然是一本正经，不参与这类议论。
那时新生绸厂的粮食定量不高，男犯们都吃不饱肚子。白兰注意到家进每次中午吃饭时，饭盒总是吃得一粒不剩，于是每天总是留下一点饭包在纸里，趁人不注意放进家进的工具包。家进吃了好多天这种饭，终于发觉“狐狸精”是白兰。白兰有次生病，两天没出工，家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被孙二娘看在眼里。第二天孙二娘把家进叫到一边，告诉他“白兰是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进着急道：“我怎么能去她的监房呢？”孙二娘盯着他，十分关怀地说：“我明天让白兰在我的号子里呆一个小时，你可以去那里看她。”原来牢头属于“自由犯”，一个人有一间小号房子，住得离车间较近。第二天家进假装检查机器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里，推门进去，果然白兰在那里。两人大喜，抱作一团。自此以后，白兰每月总要“病一次”。他们俩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后的第二天，白兰没有出工，家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快吃中午饭时，孙二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牢头那时是不做体力活的，她的任务就是监视其它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小号子去，白兰在那里等着。家进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么毛病，中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还不到两点，家进就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边。推门进去，不见白兰，却见孙二娘面带红润笑吟吟地坐在那里。家进忙问出了什么事。孙二娘笑道，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你陪我玩一会儿，说完抱住家进就要脱衣服。家进反抗道：“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你与白兰行，为什么与我不行？你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可没你的好处！你不应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这里会白兰了！”家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强打精神满足了孙二娘。从此之后家进几乎每月要与两个女人各幽会一次。他心里充满对白兰的负疚，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敢把真相告诉白兰。家进困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终于，有天白兰告诉他她已怀孕时，他把孙二娘的诡计也告诉了白兰。他问白兰怎么办。他愿意做任何白兰要他做的事。白兰前思后想，也找不到摆脱羞辱的办法。白兰最后告诉家进，三天后再告诉他，她要他做什么。三天后，家进收到白兰的一个字条，要他与她及他们的孩子一块去死。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人们发现新生绸厂围墙的电网上挂着两具尸体，后来的消息告诉人们女尸中还有一个不满月的胎儿。
老余讲完他的故事，我忙问这是真事，还是人们编出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也问过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反正这个故事已在新生绸厂流传了很久。我离开六栋里回建新农场时，老余还在那里。我后来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还是被释放了。他被关在六栋里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谜。但是他教给我的对工程技术价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浑厚、温和的长沙话，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好多年后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黄文哲之死一九七一年夏忙季节过后，是犯人们望眼欲穿的一个短暂的农闲季节。炎夏的余热还未完全散去，水稻田里的水温中午时分还有点烫脚。刚插下的水稻渐渐加深了绿色。一天早晨我所在中队的汤指导员走进监房的铁门吹响集合哨后宣布今天不出工，“政府今天对犯人进行分编分管。”
分编分管：犯人换环境
很多天后，我才明白所谓分编分管是将反革命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分开来管理。七大队新调来我所在的三大队的姚宝，他的全名叫姚希贤，告诉我，三大队现在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专关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大队和二大队成了专关历史反革命的大队。四、五两个大队也是专关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七大队的反革命犯大多转到我们三大队来了，而三大队的刑事犯也转到七大队去了。一位老犯人告诉我，分编分管是文化革命前劳改队的规矩，文化革命后，这个规矩就被搞乱了。
从七大队转到三大队我这个小组来的现行反革命犯有三位，姚宝是一个，另外两个叫戴雷和曹国。一两周后，我逐渐知道了他们三个人的一些情况。姚宝是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三姨太的儿子，他操机械流子的职业，在江湖上游荡，精通焊工和钳工技术，经常接地下私人企业的机械活做，或承包一些国营工厂内朋友转包给他的机械活。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攻击污蔑”。戴雷的小名叫“驴子”，这不但因为他个子矮小，而且因为他体力极好，往往能像驴子一样挑起二百多斤的担子。曹国正好相反，个子高大，但却从不做重活。他从不说话，冬天干部发给他白棉衣棉被他拒绝接受，丢在一边，而且拒绝干活。大概是因为他罪名本来不重，加上他从不说话，行为反常，干部在推搡他几次强迫他干活失败后，终于听之任之。他高兴时干点轻活，不高兴时蹲在一边看别人看活。戴雷最了解曹国，总是不声不响地关照他。他们两人都是犯写反革命标语罪。
姚宝是个棋迷，他有一付塑料象棋，每天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总要找人下棋。他们对手之一是我们小组隔壁的另一个小组的黄文哲。黄文哲也是从七队来的“现行反革命”。高高瘦瘦，看去十分老练。那些天，汤指导员在中队犯人大会上训话时，鼓着他那对大眼珠说：“这次分编分管后，很多犯人换了环境，这是你们改过自新的新起点。不管你以前表现多么坏，现在都可以重新做起，靠拢政府，立功赎罪，争取减刑。”不少犯人“递条子”
近一年的劳改经验告诉我，所谓“靠拢政府”就是向干部打“小报告”。犯人们给这种行为取了很多名字，如“KGB”、“递条子”、“滔老倌”等等。但由于干部对犯人的情报有极大的需求，所以不少犯人暗中从事这类克格勃的活动。其主要方式就是“递条子”。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递条子”是怎么回事。在一些老犯人指点下，我慢慢发现每天干部进监房和监视犯人劳动时，总有人趁其他人不注意靠近干部“递条子”，即送交情报。其他犯人了解“条子”的内容和唯一途径是通过干部。当干部批判某个犯人并指控他犯了监规时，被批判者才会知道，他被人“递了条子”。
汤指导员在十月份的另一次犯人大会上，果然有了新的斩获。他对着话筒恶声恶气道：“五组黄文哲所在的组，有些家伙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至今还在盼修（苏联修正主义），盼蒋（蒋介石），盼美（美帝国主义）的复辟。有人宣扬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毒素。在犯人中讲“封神榜”、“西游记”，把个五组搞得乌烟瘴气。五组组长李早平也与反改造份子同流合污，把伙房多发给他们的一钵饭私下分吃了，好大的狗胆！”坐在四中队监房大坪里的犯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训话。我心中暗骂，这又是哪个想减刑的家伙递了条子。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听到隔壁五组开斗争会的喧闹声。被斗争的是一个叫杨国昌的犯人，罪名是他有“三盼思想”。斗争会由学习组长李早平主持，我们听到隔壁李早平闷声闷气的“今天晚上斗争反改造份子杨国昌，杨国昌你站出来！”我想起杨国昌那圆圆的脸，他不到三十岁，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那天晚上我们六组是在学习湖南日报批判林彪的文章。透过敞开的前门，我可以隐约听到隔壁的斗争会开得不顺利。被批斗的杨国昌死不承认有“三盼言论”。坐在五组监房门口的汤指导员阴阳怪气地说道：“杨国昌今晚反改造气焰如此嚣张，怎么没有人出来压压他的气焰？靠拢政府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这是通常干部示意应该动武打被批判者的口气。汤指导员像往常一样，说过此话后就故意离开五组，那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动手放肆打，我只当没看见。隔壁响起了拳打脚踢的声音，有人在叫“跪下”。但听得出来，打得并不厉害，杨国昌是个不讨犯人厌的人。黄文哲靠拢政府
第二天，一中队的犯人中就流传着一个消息：“黄文哲是这次递条子的克格勃。”我这才注意到，黄文哲有好多天没与姚宝下象棋了。我悄悄问姚宝，黄文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姚宝说：“他是个好人，在七队时从不‘滔老倌’，还是七大队有名的‘反改造份子’，经常挨批斗的，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的角色。”“那他怎么现在成了‘滔老倌’了？”“天晓得共产党又把他改造成什么‘新人’了。共产党真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