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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到地方负责掌管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底，他们成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他们把政治处干部“揪”出来批斗，把他们抓去游街。王师傅向我保证永远再不介入政治后的三个月，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报纸上出现了“批林（彪）批孔（夫子）”的口号，长沙的造反派领袖人物的文章又出现在《湖南日报》上。那几夜我难以入眠，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的一幕幕又在我脑海里浮现。这次我政治上已比文革时成熟得多，我知道毛泽东在秩序恢复过程中在党内再度陷入孤立，又要打造反派这张牌来反对他的保守政敌——周恩来了。我不再对造反有盲目的激情，也知道造反的后果又会是秩序的崩溃和经济的停滞，但我却为被迫害的造反派有机会反对政治迫害而暗自高兴。我知道这场冲突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悲叹为什么两个敌对的派别不能在一种民主制度下共存和平等竞争。吃过晚饭后，我无心去何敏和那里上课，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脑海里思潮翻滚。最后得出的结论竟是：两派要最后能共存而形成多党制的唯一途径可能是两派互相迫害同样厉害，然后才能下决心禁止一切政治迫害！我左思右想，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应该用文字的形式记下来，于是决心写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时我的师弟卢国安正在向我学习一些基本的几何和三角函数知识（他已经从我设计桥梁的经验得知这些知识的用处）。我与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非常支持。他给我做了个小台灯，于是我在监房熄灯睡觉后，用这个台灯写作。我给这个剧本取的名字是《同时代人》。这个剧本是关于一家人的故事，主人的叔叔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主人的父亲也参加了迫害右派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党是正确的。一九五九年，主人公的父亲发现右派的观点是对的，并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他又被划为右倾。而主人公的母亲当时认为她丈夫的观点是错误的，支持党组织对她丈夫的批判。到一九六二年她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完全支持丈夫一九五九年的观点，他丈夫也在刘少奇支持下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本的主人公还是个学生，他一点也不懂他叔叔、父母的观点的意义，只是出于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运动的反抗以及对保守派和当局迫害出身不好的人的不满而参加造反的。他后来在一月革命中亲眼看到人民如何痛恨共产党干部的特权，如何把所有高干的特权地位剥夺（让所有高干靠边站），终于接受了“极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需要重新革命。而剧中主人的情人却参加了保守派，不但为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辩护，而且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反对造反派，歧视和迫害他们。这个剧本通过主人公与他的情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想向人们说明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其理性和荒谬的一面，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无意义，有意义深远。处于一种反叛心理，我在写这个剧本时特别把刘少奇和彭德怀对毛泽东路线批评的积极意义刻意描写，因为一九七三年底，一九七四年初，正是左派又开始抬头，大肆批判“复旧”和右倾的时候。剧中主人公文革前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九六四年学校里的“革命化运动”、“突出政治运动”和“贯彻阶级路线运动”中的感想。他在这些运动中开始认识到一九六二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六二年他埋头功课，专心学好数学、物理、化学，一心要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这是“业务第一，智育第一，忽视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升学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妈妈也有读儿子日记的习惯，她看了这些日记后，表示不能同意其中的观点。妈妈与儿子讨论了很多次，她用她一九五九年错误地批评她丈夫的经验告诫儿子，提醒他一九六二年的很多所谓“右”的观点是对的，而一九六四年很多“左”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她为了说服儿子冷静地独立思考，劝导他说：“我一九五九年的经验告诉我，对是非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多看多想，不轻易下结论总会有帮助的。”我的这个剧本写完后，被犯人们传阅，有的犯人把剧本完全抄下来。所以不久三大队犯人中就有了三个这个电影剧本的手抄本。卢国安非常喜欢这个剧本，每次我写完几页后，他就帮助我把稿纸藏在屋顶的木板后面。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春天，外面造反派的声势越来越大，路过建新农场的汽车上都贴满了造反派的标语“打倒杨大易（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报纸上登出很多造反派批判杨大易的文章。一篇文章说杨大易反对文化革命，极力主张复旧。杨大易在批判造反派，鼓励恢复“走资派”名誉时说：“凤是凤，鸡是鸡，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复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里的凤凰显然是指共产党的老干部，而鸡却是指文化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造反派。不少登在报上的造反派的文章集中批判杨大易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和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把很多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种政治气氛对我这个剧本非常不利，因为剧中有很多保守派批评左派和毛泽东本人的内容。一旦这个剧本落到干部手中，我完全可能被加刑。卢国安又帮助我把几个手抄本收集起来带到监房外自由犯曾爱斌那里藏起来。卢国安做完这件事不久，干部们果然风闻到这个剧本，他们组织了一次大搜查，我们的行李和监房都被彻底搜查一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不久杨师傅的妻子（也是个造反派）利用探亲看望他的机会在三大队住了一天。除他们在干部监视下见了两次面外，他妻子还通过自由犯曾爱武转给杨师傅很多造反派的小报。一九七四年春夏，造反派又有了自己出版报纸的权利。那是一份名为“工联”的报纸，大约每月出版四期，每期都刊登着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消息。特别是很多造反派工人和学生赶到监狱门口去迎接刚平反的“战友”。还有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和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军管当局和保守派迫害造反派的事实。我从这些报道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逼自杀，被活活打死。还有一篇文章是报道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承认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打死和逼死这么多人他要负责任。
我们看到这些报纸后不久，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原来单位（一个建筑公司）就派人开着小汽车来接他们了，他们获得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由于建新农场远离长沙，没有大队的造反派来迎接他们。但那时的中国，小汽车是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坐的，“他们是被小汽车接走的”这个消息本身就使所有的犯人和干部十分震惊了。这种事大概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劳改干部们再也不逼我们认罪伏法了，他们显出迷惑的神色，不知道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反革命分子，居然带着红花，坐着这些下层干部没有机会坐的小汽车趾高气扬地走了。那一段，犯人们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干部们没有太多精力和兴趣找我们的麻烦。王师傅根本没有履行他对我的誓言，他一平反出去了，马上就卷入了政治，他成了他的公司中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负责复查和平反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的案子。我为自己的预见的准确感到可悲：平反是种任何被迫害者无法抗拒的诱惑，毛泽东又把造反派捆在他的战车上向比较理性的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开刀了。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非理性却是与平凡和反迫害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卢国安虽然也为师傅的平反感到高兴，但他更多的是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是这个运动一来，使他失去了更多的参加演出的机会。原来前一段时期，复旧的气氛占上风时，关教导员在三大队组织了一个文艺组。犯人中多的是艺术人才，有会各种乐器的人，有会唱、会编剧、会演戏的人，还有会玩杂技的人。卢国安的笛子吹得极好，还能打一手好鼓，曾爱斌会玩杂技，他们俩都是这个文艺组的成员。这个文艺组不但在三大队给犯人演出，而且到其他大队和场部去演出过。一九七三年中国人民已经有四、五年从未看过除样板戏之外的演出，因此这个文艺组的节目很受犯人、干部和周围老百姓的欢迎。在场部演出的那天，很多农场周围的老百姓都走十几里路来看。卢国安是个长得特别帅的男孩子，进牢门时才十五岁，那时也才二十多岁，皮肤白白的，圆圆的眼睛，深深的双眼皮，笑时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细细密密的雪白的牙齿。每次演出，他化了妆后在台上特别引女孩子们的注目。卢国安是个向女孩子“射媚眼”的“专家”。每次有女孩子从犯人们身边走过（这是犯人极少碰到的事），卢国安总是不知不觉之间向她猛射一通媚眼，等女孩子走远了，他可以告诉我们她的面容的每个细部，她的每个细小的举止。当然，他演出时，女孩子对他的注意，他一定都一一录在他的眼睛里，绝不会放过的。
那次场部演出后不久，卢国安突然病了，一般病人都要犯人李医生开一个条子证明确有病才能在家里休息。卢国安也没有病假条，他就是躺在床上不出工。中队的何指导员在监房里查号子时，看到他躺在床上，厉声问道：“卢国安，有没有病假条？怎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呀？”“报告何指导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