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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子时，看到他躺在床上，厉声问道：“卢国安，有没有病假条？怎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呀？”“报告何指导员，我没有病假条，我就是病了，你拿三杆枪指着我，我也不能出工。”卢国安躺在床上翻了个身。何指导员把眼一瞪：“你又跟我来横的呀！”他知道卢国安顶撞干部是有名的，但他也知道卢国安劳动效率极高，所以何指导员嘴巴虽硬。但看得出还是喜欢卢国安。”何指导员你今天就是把我剁成肉饼，骨头磨成粉，我也出不了工！”何指导员搬出一张凳子，慢慢点燃一只烟，摆出一付慢慢与卢国安讲理的架势，似乎卢国安不出工，他就坐下来陪到底。卢国安这下反而慌了神，但嘴巴还在硬，“你把我捆起来拖到田里去，我不做事，你打天也没有用！”何指导员最后终于让了步，让卢国安在家休息一天。何指导员刚出监房门，卢国安就找到李医生，要在李医生去场部医院取药时与他一块去场部。自从这次病假后，卢国安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请一次病假。他是个从不生病的人，身体结实健壮，杨师傅有几次早上最早起来开玩笑，掀开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被子检查谁的鸡巴最硬最大，每次都是卢国安第一（早上男人憋着尿，阴茎常常是硬的）。两个月后，一天夜里，卢国安神秘地爬到我的床上，低声说：“师兄，你师弟今天有困难，你一定帮个忙。”我忙问什么事，卢国安从贴胸的里衣口带里拿出一张小心地用布包着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女朋友的信，我得写封回信，我实在是喝少了墨水，写不出好情书，真是隔着玻璃亲嘴——润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驼子作揖——起手不难，非得帮这个忙！”我不客气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点不漏详详细细告诉我，我才写得出你的真情实意呀！”卢国安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也红了。但还是低声告诉我这段故事。原来卢国安去场部演出后，场部医院药房的一个护士（自然是劳改干部的女儿）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颠倒的面貌迷住了。卢国安归三大队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医生转来的信，信上说她被他那美妙的笛声迷住了，她正在学习小提琴，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可想而知，卢国安被这封信刺激得兴奋了几夜，于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场部医院“看病”，当然只有药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卢国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场部，那天他想他心上人儿想得急了，只好请我帮他写情书。这样书信往来加“非法”的约会，终于被干部发觉了这“反革命犯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卢国安有几天没出工，被留在监房里接受干部的审问和调查。干部能发现的物证只是卢国安手里的那个女孩子的信，终于没有给卢国安的任何惩罚。只是在大会上，卢国安被点名批判，被当成继续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分子。卢国安和我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执笔的那封情书交出去。那我们可就大倒霉了。少则带铐反省，多则要坐小号子。
一九七五年底，劳改队呈现一片升平景象，旅以上的国民党官员（历史反革命）都被释放了，邓小平当副总理推行比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复。社会上出版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我和卢国安商量，跑到建新农场外的广仙洲新华书店去买些好书。卢国安自从坐牢以来有六七年没有照过像了，他进牢时才十五岁，现在已经二十一、二岁了。所以他想去广仙洲照相馆照个像寄回去。于是我们与生产组长钟师傅讲好，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到广仙洲去，如果有干部来了，就说我们去解手去了。钟师傅是个“懂味”的反革命分子，与我们关系极好，基建组由他带着单独修造一座仓库。没有干部跟着我们，干部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快满刑的人，干部认为我们没有逃跑的思想。广仙洲是个比茅丝铺大得多的小镇，离建新农场场部有二十里远。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广仙洲，再没法从广仙洲乘船逃离这个洞庭湖中狭长的岛。我们都戴上帽子，遮住劳改犯特有的光头，脱掉劳改棉衣、棉裤，剩下里面早准备好的没有劳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从农场走进小镇，那种多年没有看到的城镇景象使我感触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着，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农场六七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较宽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与荒远的农村的强烈对比。刚走进小镇时，街上政府的有线广播使我们记起即使这里已不是劳改队，但仍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喇叭里正在广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们感觉得到又一个政治动乱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在新华书店匆匆挑选了一本《各国概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书），北大编辑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几本上海出的《译丛》，又到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照，写明家里的地址，请他们寄到长沙卢国安家里。我们得在吃中午饭前赶回劳改队，于是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农场走去。回到三大队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没出任何事，除了钟师傅，没有人知道我们跑出建新农场了。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卢国安没有逃脱戴铐反省的惩罚。报上批判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劳改农场每天夜里政治学习时间，犯人都要表态、批判邓小平。我和卢国安都拒绝发言，我总是坐在角落里看我的书。有天，我和卢国安加班修一个水泥坪，回来迟了，监房门关了。我们跑到干部的办公室去要干部开门。值班干部半天不理睬我们。卢国安发火了，大声喊起来：“这里的人都死了呀！”那值班干部忽地一下站起来，凶狠狠地说：“你怕是要响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为邓小平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早晨中共的报纸和广播把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暴徒”，抓了很多人）卢国安本来就肚子饿得咕咕叫，哪里能接受这项“反革命示威”的帽子，他反应道：“以前说我们是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邓小平在台上时，说我们是造反派一伙的，邓小平下台，又说我们是邓小平的黑爪牙，林彪在台上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林彪垮台了又说我们是林彪的别动队，你们也太抬高我们的身份了，我有资格与邓小平为伍，就不会在这里饿着肚子求你们开牢门了。”那位干部虽给我们开了门，但是第二天晚上，全大队开会批判卢国安，宣布他戴手铐反省，罪名是“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遥相呼应，为走资派邓小平扬幡招魂，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那次大会前趁我们出工时，搜查了卢国安的床，发现他从报纸上摘抄了许多被批判的邓小平的话，例如“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是积重难返”，“有些没有本事的干部，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卢国安没有上完小学，所以他一直在我帮助下学识字、写字，这些抄录的邓小平的话一方面是他写字的练习，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喜欢邓小平那些右的观点。当时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邓小平这些观点比江青、毛泽东的那些大话空话平实得多。而这些卢国安抄录的“邓小平语录”却成了他支持“右倾翻案风”、为邓小平“扬幡招魂”的证据。卢国安戴铐反省的日子里，我成了帮助他吃饭，解手的人。他的嗓子很好，最喜欢《伏尔加船夫曲》、《鸽子》。卢国安一个星期后被取掉了铐子。不久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干部中很多人都痛哭流涕，犯人们却暗自高兴。记得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钟师傅与卢国安一块跑进我们号子，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毛老头死了！”号子里的反革命犯们都喜形于色。接着不久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这次我们这些反革命在干部们的讲话中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卢国安听刘大队长作报告时气得直咬牙，轻声对我说：“昨天我们还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今天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了，反正是他们欺负我们，压迫我们永远是对的。”四人帮一垮台，造反派又倒了楣，王师傅和杨师傅一派的大头头又被抓进了监狱，我们都在为王师傅和杨师傅祝福，希望他们不要再进行劳改队。卢国安刑期快满时被无罪释放了，他是因为在人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呼喊“毛主席万臭无香”而以反革命罪判十年刑的。四人帮垮台后，他的罪名终于不再成立。我后来在长沙见过他好多次，他成了一个技术高明能独立施工的泥工师傅，修造了不少房屋。他后来有了个儿子，取名“近曦”，意思是鼓励他儿子向我学习。王医生犯人医生属于劳改队的特权阶层。犯人医生不但不要参加繁重的劳动，而且有特别的机会接近干部及其家属。三大队的两届犯人医生都是因为与干部家属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干部家属经常请犯人医生看病，因为犯人医生的医术比干部医生一般要高超。一位姓樊的犯人医生就是在看病的过程中与一位干部的妻子有过多次性关系。这位妇女对他的丈夫不满，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这对情人之间的关系被人发觉后，樊医生被下放到我们所在的小组劳动。其他大队的干部妻子听到这个桃色新闻后都跑到三大队来看这位犯人医生。
我们在棉花地中耕锄草时，不时有漂亮的官太太跑过来。他们中有人远远地指着樊医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从她们的神态，我们知道这都是来看官太太的“野男人”的。她们的眼神和口气好像是说，“这就是那个能勾引上漂亮的干部太太的樊医生。”这对卢国安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饱眼福，把那些官太太们看了个够，向她们大射了一通媚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