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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樊医生。”这对卢国安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饱眼福，把那些官太太们看了个够，向她们大射了一通媚眼。劳改农场的干部由于处在干部阶层的最底层，很难找到城里的漂亮女子做太太。但是由于他们是吃“国家粮”的，不是农村户口，有各种国家配给的基本工资，所以农村没有城市户口的女孩子都愿意嫁给他们。因此他们往往挑选最漂亮的农村女孩子做妻子。我们三大队两位大队长，两位中队长的太太都是绝色女子。但犯人中却流传着各种这些漂亮妻子不喜欢她们的丈夫的故事。
犯人医生最大的特权是给犯人开病假条，有了病假条，犯人就可以不工作，在家休息。如果犯人医生证明某犯人有严重的疾病，这个犯人还能被安排做轻松的工作。所以很多犯人想尽办法对犯人医生行贿，把自己家里送来的食物或从地里偷来的农副产品送给犯人医生，换取病假条。樊医生之后的周医生利用开病假条的特权从犯人那里得到很多贿赂。他最后也因为接受过多的贿赂及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我们都称为小王的一位新犯人。他大约只有二十岁出头，圆圆的脸，有时穿件褪色的旧军装，使人知道他过去是位军医。小王“升官”之前和我们同一个组劳动，经常做我或卢国安的副工。夜里睡觉前，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年纪不大，却有关于女人的极丰富的经验。这对我们这类“从不知道女人的阴道是竖的还是横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刺激的消遣之一。他有很多关于女人的肤色、脸形与阴道特点的关系的“理论”，都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但我和卢国安都理解他这种过度的放荡是有原因的。监房里十点钟就熄了灯，电灯是由武装看守用一个总开关控制的。熄灯后，我们经常还要聊一阵才能睡觉，特别是在劳动不太累的农闲时期。小王来我们组后的那几天夜里，我和卢国安总是在听他低声地给我们讲故事。
“我三岁时，爹爹妈妈就指腹为婚为我订了婚。对象是还没生下来的大队党支书的孩子。大人们说好，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她就是我的妻子。”小王讲一口湖南口音很重的长沙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九四九年以后还有指腹为婚的事情，有点不相信。”这样包办不是违反婚姻法吗？”我打断他道。”我们那深山老林中，根本没有人管婚姻法不婚姻法，很多人结婚从来不去办结婚证。”小王继续他的故事。“但是我还不到十六岁，未来的岳老子就仗着他的权势，给我和他的女儿办了结婚证。大概是我的样子还不错，他怕事久多变，走了这锅汤。”小王的确是那种长得帅的男人，个子虽不十分高，但脸上那对大大的眼睛有一对细细的双眼皮，小小的鼻子，眉毛又粗又黑，高高的颧骨与瘦削的下巴对衬，给人男子气十足的印象。卢国安打断他道：“快告诉我们她长得怎么样？”“你看了她连早饭都会呕出来，现在想起来，我情愿自杀都不愿娶她。但是我那时不敢违抗父母之命，可怜我一个从未去过县城的乡下孩子，每个月都要遵从父命去她家看望，向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问候。按照当地的习俗，我十七岁时，那丑婆娘应该正式过门，我一想起和她睡在一起就不高兴。我终于发现一个机会，躲掉婚礼。那年我假报年龄参了军，临离开家乡时，我答应三年服役期满回家后，再完婚。“我真是走狗屎运，一到部队就被分到军医学院学医。两年学业快完成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被分派到农村的不同地区去实习。我和同班一位被人称为小李的同学分派在同一个医务所。我每天一想起复员后要与那个女人生活一辈子，头就发麻，我那时还没有下决心违抗父命，却又不甘心这样安排。想来想去，不如趁结婚前与女孩子玩一玩。“医务所是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张芦席把这个房间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办公室加我的睡房，后一半是药房加我那位女同学的卧房。有天夜里，天气很冷，外面北风呼号，我们很早就各自睡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轻轻叫小李：‘小李，好冷呀，你冷不冷？’“‘嗯。’过了一会，我又叫：‘这实在冷得不能睡，我们把被子合起来，可能会好得多！’“‘你坏！’她回答道。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搂起被子推开芦席上的小门就往小李的床上爬。小李叫起来，‘走开，还不走开，我就会大叫了！’
“我央求她，‘别叫，别叫，我不会做坏事，我们各睡各的被子，我不碰你，我们俩一起就会暖和得多了！’
“她不做声了。我挤到她床上，各盖各的被子睡了十分钟，我又开始翻来覆去，咕咕哝哝‘还是冷！’小李轻声骂‘你又要使坏！”“‘干嘛不把被子合起来呢？我保证不碰你！’她一个劲地骂‘你坏，你坏！’我也不管她咒骂，直往她被子里钻，她没有任何反抗行动。我当然不可能遵守‘不碰她’的诺言，第二天我俩已经如胶似漆，不能分离了。“小李经常大白天忍不住和我亲昵起来，有两次被来看病的老乡撞见，他们都以为我们是一对夫妻，也没有人来打搅我们的好事。不久军医学校的领导下来检查学生的实习情况，向当地人问路，当地人都说‘啊，那小俩口呀，他们住在。’我们同居的事就这样吹了泡。我们马上被调回部队，学校里开了批斗大会，把我们俩批斗了一通，批斗会后我就被开除军籍复员回到老家。”
小王的故事一夜讲不完，第二夜继续给我和卢国安讲他回乡后的风流艳史。“我回乡后被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虽然是偏远乡村，但这却比农业活好得多。我在外面见了两年世面，又尝了与女孩子玩的味道，胆子越来越大。我暗暗对自己说，杀了我，也不与那女子结婚。我父母一块来卫生院几次，有次两位老人给我下跪，求我不要毁婚约。我爸爸老泪纵横地说：‘人家女方的父亲有权有势，如果你真的毁婚约，他会把我们家的成分从下中农改为富农。亲家已经多次告诉我，我们家土改时就是够划富农的，是他一手遮天，给我们划了个下中农。最近他听到风声，知道你有意毁婚约，就又向我提起这事，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毁约，他也不会客气的。’我听了只好让步，但却要父亲告诉岳老子，我要再等两年才能完婚。我也有我的理由，说是政府正提倡晚婚。“从此后，我抓住一切机会找女朋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都相信他的话，他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他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了。“我坐牢前的最后一个女朋友是公社饮食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她是位性欲极强的人。一天夜里我们已经搞了两次名堂，她还不满足。已是下半夜了，我劝她穿好衣服，以便趁天亮前没人看见时离开我的办公室加睡房。她就是不依，还要再来一次。我俩正在纠缠，房门突然响起来，有人在高叫：‘快开门，小王的岳老子在这里！’“我大惊失色，马上叫她穿上衣服，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门被撞开，我的岳父母和那未过门的妻子冲了进来，站在赤身裸体的我们面前。跟着进来的还有四五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被民兵押着在乡里游行，我头上戴着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流氓’。我的女朋友戴的高帽子上写着‘女流氓’。她被民兵强迫敲一面锣，一边敲，一面被迫叫喊‘我是有妇之夫王某某的野老婆’，‘铛铛！’“我受了这羞辱，再不愿完婚。不久就有人检举我有‘反革命言论’，加上我在军队和离开军队后的男女关系问题，我被以反革命加破坏军婚罪判了七年刑。自然这一切都是有权有势的岳父老子安排的，在宣判大会上，我才从判决书知道，我的家庭成分已从下中农变成了富农。我最大的罪是攻击毛主席。乡下人在一起谈天时，常会嘲笑、挖苦毛家大爹，我有时也忍不住凑几句热闹。这一般并不会有麻烦，但我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干部，这自然成了麻烦。”
我在劳改队碰到过不少犯“破坏军婚罪”的犯人，但他们的情人都是已与现役军人订婚或结婚的妇女，这种“罪”可判二至五年徒刑。但小李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没有人与他的未婚妻乱搞，而只是他这个复员军人不愿履行婚约。显然，他过去的岳老子玩弄了共产党的法律。
小王也给我们讲过他在军队服役时的其他见闻。他是在四川省服役，在他的军医学校附近有一所全国重点监狱，人们都称之为第一监狱。这所监狱专门关押重要的判重刑的政治犯。犯人们从事生产机床的劳动。小王告诉我们，一九七零年那里的政治犯自制了一些枪枝，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失败后，所有参与的犯人都被处死。而有几名判死刑的犯人被送到小王所在的军医学校当作解剖用的活标本。这几个犯人是由军医学校杀死后，做解剖实验用的。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候。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进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的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像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小王当了医生后，我们不再称他为小王，而叫王医生。他搬到医务室去睡了。我们少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伙伴。他倒讲点交情，在我们的要求下，也会给我们几张病假条。小王比前两任犯人医生要收敛得多。他接受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