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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像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物件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爆发了，人民在八月爆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像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玷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得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