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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澳洲医生认为动手术危险”。他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同我“交谈”的一大叠纸条，一直被我珍藏。小凯一生多灾多难，但每遇逆境则不屈，现在事业正如日中天，却不想染此重症。
小凯得病后，大家都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从1984 年赴美国求学到1993 年标志着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形成的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出版，小凯只用了短短年的时间。小凯在这9 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毕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凯就一直这样在拼命。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诉我，小凯从来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哈佛回来以后，家人和周围的朋友都劝说小凯不能再象以前一样拼命。小凯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只是零星地看过小凯的文章，对小凯的学术贡献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他建立的学术体系完整地以教科书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视小凯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凯觉得可以稍事喘息，于是开始注意做一些体育锻炼，像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类。除了劳累过度以外，小凯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狱生涯大有关系。十八、九岁的年纪应该正是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小凯在监狱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活。
二
小凯从一生病就坚定要战胜癌症，奇迹后来的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刚开始确诊为晚期癌症时，医生断定小凯只有3 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小凯的身体在出院后却不断地康复，以致于小凯后来见到手术医生时，医生看到他仍然活着感到非常惊奇。而我们，则一直对小凯的完全康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不懂医学，但知道很多事情医学还不能解释，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继续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凯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创造奇迹。我们相信他这次也不例外。在得了癌症以后，小凯希望大家将他当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谈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医院检查后，我们才问一下结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凯和小娟就会主动地打电话告诉我们。小凯得病后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8 节课的《数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第二年，学校给他特别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凯才得以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上课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间干的工作不亚于一个正常人：筹建“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和撰写英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系列丛书；赴美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为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并作主题讲座；分别到复旦大学和湖南大学参加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会议并作主题讲座；在莫纳什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父亲病危和病逝时在一月之内两次回中国（小凯父亲至死不知道小凯已身患绝症。小凯比他父亲仅晚1 年离世。他父亲寿高近90）；接待哈佛大学马斯金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本·奈（Ben…Ner）教授访问莫纳什；接待朱学勤教授、王则珂教授、张军教授等人访问莫纳什；每天处理大量电子邮件；按原计划辅导几位博士生。此外，小凯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系里也居前列。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 年下半年，小凯还坚持要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数月，因身体不适终于被小娟阻止。他给我解释过他坚持到台湾大学去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可以给他在台湾的弟子刘孟奇等人创造在台湾大学讲授超边际分析的机会，而这对孟奇的事业有好处。小凯手术出院后，战胜癌症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开车到附近的森林公园里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时。墨尔本环境优美，到处是森林和海岸。这种环境对于小凯的康复很有好处。他在森林和海岸边散步，其实是快步行走。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 个多小时，一早一晚要花2 到3 小时。这样，在森林和海岸边走路的时间，就成了小凯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时间。我们只要有时间，或者有问题要同他讨论，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间，朱学勤、王则柯、张军等人访问莫纳什时，我们都是这样在森林里边走边谈。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发表见解时的滔滔不绝看，完全不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凯、学勤先生和我们在Jells 公园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谈大西洋贸易为何对西班牙和英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谈新教与天主教对宪政制度的影响，谈光荣革命与英国的宪政制度，以及欧洲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发展。学勤先生还给小凯拍了一些录相，说是太太也惦记着小凯的病，在录相里看到小凯就会放心。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外，小凯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医生一直给他用最好的化疗药物，他同时还相信从中国带去的中药。这样，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特别是，他年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医生通过注射零下100 多度液态亚氦的方法来将他右肺的大肿瘤冻死。这是一种物理疗法，不象常规手术那样有危险。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肿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渐变小，胸腔的积水也逐渐消失，化验的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我们都相信奇迹已经发生。这对小凯是莫大的鼓舞。他对自己完全康复越来越有信心。小凯在得癌症的第二年过54 岁生日，我们按照广振的提议，给他送了一张1 岁的生日贺卡，表示他身患绝症又重获新生。小凯那天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由于病灶不断缩小，胸腔的积水也全被吸收，小凯对自己完全康复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鹤凌、广振和我在他办公室讨论。他计划我们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谈到这些很远的计划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做了安排，完全不担心他的生命还是否能坚持走到那一天。在谈到他个人今后事业的发展时，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意向他发出邀请，待自己完全康复后，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接受美国的职位，因为美国毕竟是经济学最重要的阵地，他的经济学需要在那里传播和推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现在小凯走了，我想起当天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最终还是没有如愿地完全康复。小凯最开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实，觉得命运对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皈依基督后，他不再这么认为。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小凯说，只要信上帝，就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小凯对死亡的问题后来变得非常超脱。他对我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 年、70 年抑或100 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也许明天就会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节非常精彩。是的，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人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三
小凯有半生在海外飘泊，在国内二十岁时就因一篇热血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十年牢狱之灾，之后又历经坎坷，然而他对中国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却片刻不曾懈怠。我们每次谈话，他差不多总要谈到中国，流露出对大陆的人民和大陆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而他对中国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则来自于他对中国体制弊端的切肤之痛。小凯生于“高干”家庭，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经对中国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满礼赞，憧憬着中国能因此走向民主与富强。但后来的“文革”风暴和政治运动，却让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为他创造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难得机遇和独特视角。他对中国问题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来源于他在这种切肤之痛后的深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则难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凯说，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和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人们对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充满了期待。但是，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由于深层体制弊端引发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尽管市场力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但传统计划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方面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对此，小凯充满了焦虑。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宪政规则，都在于人们失去信仰后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诺斯的话说，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制度，而忽略这些国家经济制度背后的宪政规则。这种忽略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却带来长期的失败，因为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他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在他堪称传世佳作的《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仔细地梳理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希望他的宪政思想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给中国人民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