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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