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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乃依从事戏剧创作整整半个世纪，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多个剧本。16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悲剧《苏莱拿》，十年后他在贫困与孤寂中死去。
高乃依的悲剧
《熙德》（1636）是高乃依全部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古典主义悲剧。这出五幕诗剧，是以西班牙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熙德的故事为题材写成的。高乃依从中世纪史诗和骑士文学中获得了有关熙德的材料，在创作中还参考了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 （1569——1631）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
剧中的主人公罗德里克是西班牙贵族青年，其父狄哀格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老臣。罗德里克与伯爵高迈斯的女儿施曼娜相爱，不久将要举行婚礼。当时，国王正在为太子选师傅，高迈斯自恃对国家有功，认为这个位置非他莫属。但国王选中了狄哀格，高迈斯觉得受到了屈辱，于是与狄哀格发生了争吵。盛怒之下的高迈斯打了狄哀格一记耳光，根据封建荣誉观，挨人耳光乃是奇耻大辱，狄哀格对罗德里克说：“没有光荣，我也不配生存”，要儿子为他报仇雪耻。罗德里克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家庭荣誉，还是要个人爱情？最后他决定要洗刷家庭所受的耻辱，在决斗场上杀死了高迈斯伯爵。施曼娜得知后痛不欲生，她高喊着“以血抵血”，请求国王处决罗德里克。但在内心深处，她仍一往情深地爱着罗德里克，她对保姆所说的“我要他的头，又怕得到手”真实地反映了她的复杂心理。因此，当罗德里克主动跑到施曼娜跟前请她处置时，她反到犹豫起来。这时，摩尔人前来进犯，狄哀格鼓励儿子上阵杀敌，报效国家。罗德里克出奇制胜，击溃了入侵者，还俘获了摩尔人的两个国王，他们都把罗德里克尊称为“熙德”（即“君王”之意）。当罗德里克大胜而归后，施曼娜再次向国王提出报杀父之仇的要求，并选定了另一个向她求爱的贵族青年唐桑士为她的决斗手。国王接受了她的请求，当场宣布：谁在决斗中获胜，施曼娜就做谁的妻子。罗德里克认为，人心是不能用武力赢得的，因此在决斗前他向施曼娜表示：“我是去赴死，不是去决斗”。其实，施曼娜的内心一直是矛盾的，她对罗德里克的爱情始终没有动摇，此时她向罗德里克吐露了真情，要他“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英雄受到爱情的激励，在决斗中击败了对手。故事的结局是美满的：遵照国王的旨意，施曼娜服丧一年之后，与罗德里克结为夫妻。
在这部作品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主要矛盾：是维护封建荣誉，还是照顾婚姻爱情？根据传统的封建观念，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须置爱情于不顾，无条件地服从荣誉与责任的需要。但高乃依并没有作出这种简单的处理，从形式上看，他始终把荣誉和责任放在第一位，但实际上，罗德里克与施曼娜的爱情最后也得到了满足。可见，作者并没有把封建道德观念看作判断是非的唯一准则，这种既维护封建荣誉观念，又兼顾个人幸福的处理手法，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另外，高乃依还通过对施曼娜思想变化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国家的利益高于家族的利益，保持家族荣誉和为亲人复仇的责任应让位给公民对国家的义务。
《熙德》的艺术特色是，剧情冲突尖锐，人物形象鲜明，内心刻画细腻，戏剧效果强烈。从一开始，高乃依就把主人公罗德里克置于家族间的冲突之中，使他在父亲和女友、爱情和荣誉面前必须同时作出选择与牺牲。这样做会失去幸福，而那样做又会使他感到屈辱，两种选择互相排斥，不可调和。施曼娜内心的情感就更为复杂了，一方面她要除掉罗德里克以报杀父之仇，另一方面她深深地爱着他，认为失掉他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现在，让我们听听她的自白：
我还是要尽我的最大力量为父报仇，然而，尽管这桩残酷的义务必得履行，我唯一的希望，却是愿任何事也办不成。高乃依设计的这段台词是十分绝妙的，听了以后会使人感到，施曼娜在理智上接受了替父报仇的伦理规范，而在内心却讲着另一种语言。矛盾的心理导致了矛盾的行动，请看：她发誓要严惩罗德里克，但当罗德里克亲手把宝剑交到她手上要她把自己杀死时，她却害怕碰到这件可以使她复仇的武器；她的保姆向她讲述罗德里克抗击摩尔人的功绩时，她迫不及待地问：他受伤没有；当国王对她开玩笑地说，命运已经进行了判决，罗德里克在战场上负伤阵亡时，她立即面如土色；她亲自派唐桑士去与罗德里克决斗，可是当她误认为唐桑士杀死了罗德里克时，却粗暴地把这位决斗士赶跑；在痛苦地沉思时，她明白罗德里克无罪，但当她的愤怒重新迸发时，她就一次又一次地诅咒和谴责他。高乃依塑造了一个焦灼不安而又真诚倔强的灵魂，以此来展示由感情和义务导致的悲剧性冲突。高乃依笔下的人物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特征。罗德里克的父亲狄哀格是国家之重臣。对封建君主忠贞不渝，他宣称：
我们应当服从至尊的威权，国王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就无须乎再加考虑。
他把封建家族的荣誉视若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年轻的罗德里克虽然受的也是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但他对纯洁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十分渴求，因此在荣誉与爱情的选择上，表现出矛盾的心理。他杀死了高迈斯以后，曾沮丧地说：为了给父亲雪耻自己放弃了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对此，满脑子封建观念的狄哀格竟毫不理解，他的逻辑是：
我们的名誉只有一个，而情人却很多；
名誉是义务，而爱情只是快乐。
对此，罗德里克的回答既有理，也有情：
你竟叫我对爱情变节！
战士无勇固然可耻，情人负义也不光荣！
父子之间的对话，体现出两代人在处世观上的差异。剧中的国王是作为冲突的仲裁人和调停者出现的，在他的开导下施曼娜放弃了复仇的愿望，与罗德里克重归于好。作者把国王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反映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君主寄予的厚望。 《熙德》的剧情，是随着冲突的产生与激化而步步深入的，因此戏剧效果十分强烈，观众为罗德里克的不幸而哀叹，为他的战绩而欢呼，一时间，熙德（这是摩尔人对罗德里克的尊称）成为当时法国人衷心爱戴的英雄人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创作技巧上看，《熙德》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这就是有的地方语言过于典雅。试以第二幕为例，罗德里克和高迈斯的决斗是从彬彬有礼的辩论开始的，两个敌手在交锋之前讲着整段整段优雅的语言，显示了作者纯理性主义的倾向。这种描写既不符合实情，也与第一幕中高迈斯和狄哀格争辩时所表现出的粗暴态度不一致，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熙德》上演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但也受到一些贵族文人的指责，其中以乔治·德·斯居戴利（1604——1667，法国小说家，女雅士玛德莱娜·德·斯居戴利之兄）的《关于＜熙德＞的看法》措词最为激烈，他振振有词地声称：“《熙德》的主题毫无价值，它违背了诗剧的主要准则，在通篇的安排中缺乏判断，拙劣诗句屡见不鲜，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剽窃来的，因此，人们说它好是全无道理的。”他还要求法兰西学院对此作出裁决于是，经黎塞留同意，夏普兰起草了《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指责高乃依违反了“三一律”，对《熙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就是所谓的“《熙德》事件”。
《贺拉斯》（1640）是“《熙德）事件”之后，高乃依创作的第一部悲剧，取材于古罗马故事。罗马和阿尔巴是两个独立的城邦，彼此交战多年，胜负未分，最后双方商定，每方出三个人进行决斗，胜者将统一管理两个城邦。罗马人的代表是贺拉斯家的三兄弟，另一方的代表是居里亚斯家的三兄弟，他们不但相互认识，而且两家还是姻亲：小贺拉斯的妻子是居里亚斯兄弟的妹妹；小居里亚斯的未婚妻是贺拉斯家的独生女卡米拉。小贺拉斯被选中参加决斗后，表示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一切——生活、爱情和友谊。小居里亚斯的内心却极为予盾，他抱着不得已的忧伤心情去参加决斗。决斗开始后，有人报告说：贺拉斯家的两个儿子被杀死，小贺拉斯落荒而逃。老贺拉斯对小儿子的怯懦大为愤慨，赌咒一定要亲手除掉这个使罗马和家族都蒙受了耻辱的逃兵。其实，小贺拉斯并非真正逃跑，而是在用诱敌之计：他使居里亚斯三兄弟拉开了距离，然后把他们分而诛之，最后的胜利属于罗马一方。小贺拉斯返回罗马时，遇到了他的同胞姊妹卡米拉，他本期待着他们一同分享胜利的喜悦，但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泪水和呻吟：卡米拉正为失去自己的未婚夫痛哭流涕。卡米拉指责了小贺拉斯的灭亲之举，在暴怒中他杀死了卡米拉。此后，小贺拉斯受到了审判，但终因对国家有功而赦免于罪。
《贺拉斯》一开始便使人感到义务和感情之间的最尖锐的悲剧性冲突：贺拉斯三兄弟与居里亚斯三兄弟，将担负起用自己的双手去毁灭自己的亲人以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