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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这些“造谣”也确实够毒的，譬如，“这个可恶的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死去，我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不是对这个制度有刻骨深仇的人不致于如此满含怨毒；有的人还利用民众喜欢听宫闱秘闻的低级趣味；散布无稽之谈，说什么领导人生活作风腐化，九曲深院里面糜烂不堪，“中遘之言不可道也”。难怪上面指控他们就像放蛊一样蓄意炫惑民众心智，煽动民变以期达到通过正常渠道达不到的目的。也许是民智不高的缘故，老百姓确实比较狂热缺少理智，仍然是谣言一出，万里会心；犹如歌下里巴人，和者上千；相反，上面辟谣就像歌阳春白雪，和者寥寥。谣言一出就不胫而走，其速如风，一路过关斩将，风行草偃，一如雪球愈滚愈大；说者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听者扼腕长叹，血脉贲张，恨不得马上就“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那些将信将疑者一观察自己周围小社会的腐*败也就不信也信了，而且现身说法效果更佳。这少不得就为觊觎神器者所用，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什么“十八子当有天下”，什么“大楚兴，陈胜王”啦……等等之类谶纬谣言纷纷出笼，播散天下，搅乱民心，如薪就火，势必燎原。若遇上年成不好，就要酿成社会动荡，朝代更迭就快了。
当然，谣言的危险性统治者比谁都清楚，从“造谣”、“诽谤”这两个词被永远囚上恶意就可看出。为杜绝它们滋生流播，历代统治者宣布的禁书谤书不知多少，从秦始皇焚书到清代文字狱至那段著名的以言治罪；数不胜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禁止民谤，以致人们道路以目；为了彻底消灭潜在反动派，有人的策略是以言者无罪为饵，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可是结果呢？民口之溃甚于河崩，厉王南巡，做了汉江之鬼；民众揭竿，崇祯上了煤山。总之是自掘陷阱，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说来说去，还是要有大禹宜疏不宜堵的战略，采取高压政策，似乎一时风平浪静，安定团结，其实民怨郁结于心，不发则已，一发就地动山摇，势决死生，因而我们就不应高垒大坝堵截汹涌的民众激流，而应给他们分水沟，给他们“出气阀”，让他们有意见就在 “诽谤之木”——报纸上提出来，在部落会议——人代会上讲出来。官员们应像古代酋长那样立即接受民众意见，马上改进工作，如果官员们将民众意见当耳边风，或者敷衍搪塞、避重就轻，甚或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的说，那么人代会就应对之行使弹劾权直至罢免。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上下沟通、政治公开、民主法治的秩序，那么民众就觉得诽谤造谣很无聊，诽谤造谣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煽动力了，江山也就铁桶一般，万年不易。
第三部 只是想说说话
宋代有不杀文人的律例。历来对此颇有訾议，或曰，蔡京、秦桧赖此不死。我则曰，蔡秦固奸，罪不容诛，若无此律，定杀无疑。但同时，乌台诗案的苏轼，变法的王安石，反变法的司马光等都有被诛杀的可能。相比之下，宁让一两个秦、蔡苟活，以免一大批苏、王、司马之不免，算起来还不太吃亏。这一宁纵不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妥协原则，颇有百家争鸣的味道。后来成为明清显学的程朱理学，在韩垞胄时代曾被称为伪学，其时理学代表朱熹在朝只有四十日，实在没有用政治权力搞学术霸权的资格。他的学术尽管被当权宰相鄙弃，可他并未因此沦劫。这岂不仰不杀文人律例之佑？
好文人、坏文人都自由地活动，总比好文人遭殃、原则上坏文人也遭殃的所谓机会均等要好。所以善良的人宁愿让少数坏文人不死，以便让大多数好文人得活。与宋代相反的是明代，有明一代是知识分子少有的几个黑夜之一。明太祖腰斩高季迪，世祖诛方正学十族，剥皮景清，油炸铁铉；魏阉时杀左光斗、黄遵素；严嵩时残害沈炼等。文人地位何其低也！然而坏人仍很猖獗，严氏父子、刘谨、魏忠贤等制造的冤案、残害的忠良甚至比嘟一代都多，弄得知识分子镇日提心吊胆，不敢说话。正气下沉的同时必然是邪气高张。
宋明两代在对待文人时奉行的政策尖锐对立，而两者的结果也挺耐人寻味。宋室南渡，虽是半壁江山、斜阳草树，犹可苟活一百五十年，及至大势去时，尚有文天样慷慨燕市，陆秀夫背帝蹈海。人心恋宋，天下士子习惯了赵氏的知识优越论，断断不敢去捧粗鄙暴虐的胡狄的饭碗。宋室善待士子，以致有此厚报。而当金人遗孽满清南下中原时，弘光仓惶南渡，其时若得贤人相助，上下精诚团结，犹可戮力王师，苦撑一个小南明，不让南宋专美于前。可实际上呢？贤人归隐，内哄不已；大敌门前，兄弟阋墙；前线流血，后方歌舞。等到最后的忠良史可法死后，大明王朝的臣子纷纷开城揖让，剃发留头，鲜亮的花翎顶戴替去了颤悠悠、轻飘飘的乌纱帽。
不诛文人，言者无罪。殷鉴在前，岂可不照？批评就是批评，不分善意恶意，不分建设性的破坏性的。批评只重事实，就是不符事实，也可闻者足戒。大不可先定框框，所谓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就接受，反之不但不接受而且还要抡起大棒。因为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批评者本人对此也把握不好；而被批评者也很容易认为，批评我就是恶意，就是破坏，甚至上纲上线，认为批评就是反政府，损害国家利益，就是煽动内乱。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我劝这些人回头看一看，血写的历史还没有干。当年马寅初以一颗知识分子忧国心建议全民计划生育，他自认为自己的批评是善意的而且是建设性的，可有人从他的思维出发认为马寅初想阻止一大批未来的革命小将出生，是断绝革命的后备军，不但是恶意的，而且极具破坏性；“右派们”响应号召提意见，自认丹心可表日月，可有人却认为毒蛇出洞，资产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塞人之口，势同堵川，洪峰过后，一片死寂。“恶意的”马寅初沉默了，新增的几亿张口嚷嚷着要饭吃；“破坏性的”右派们去劳改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停滞了二十年。
俗话说，刀子嘴豆腐心。那些外表似恶意的、破坏性的批评，其中心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亦未可知；而有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辈则很有可能内怀奸诈；至于一些四平八稳之徒，满口都是一些关联词，什么“虽然、但是”，“毕竟”“当然”等等，隔靴搔痒，被批评者往往视若不听，无有丝毫触动作用。因此为天下苍生计，为被批评者计，凡批评就必须是严厉的，恶意又何妨？谁让你贻人口实？有自由的恶意批评存在，主局者才有惕悚之心，千方百计不犯错误。至于说严厉的批评容易引起混乱，且不说不会，就是会，其责任也应是犯错误者负，岂能倒果为因，让揭错者承担犯错者的错误引发的后果？其实这不过是借口，这一借口一则是抵制批评，恫吓批评；二则是愚弄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他们的颟顸无能胡作非为。
批评就是批评，何分善恶。言者必须无罪。
第三部 自我神圣的悲哀
人死如灯灭，遗下一具臭皮囊，活着的人不忍其暴尸荒野，或葬之以土，或葬之以火，这由不同民族的文化决定。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印度人却注重火中涅盘，本无所谓谁科学，谁愚昧。可时下却有一种风气，认为人死火化是科学进步，土葬就是封建迷信；本人就糊涂，难猜其立论根据。本来嘛，土葬火葬只是一种习惯，现在我国耕地紧张，不能让死人占子孙的耕地，提倡火葬于情于理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此这般地将事情说明白就得了。何必偏要将它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厚此薄彼，把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涂上一层神圣、正义的色彩？
还有一件事说来也很可笑，这些年时兴选美活劫，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是时代潮流，人们终年忙碌于紧张的物质劳动中，有空来点软性文化的调剂，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可举办该类活动的人却偏要说是选什么心灵美，是为年轻姑娘处世立身进行咨询指导。本来选美就选美，人孰不爱美？女人的美有自然美的特点，让日益都市化的人们欣赏一下自然美的折光，实在有益无害，又何必假借动听、时尚的名词来遮遮掩掩呢？好像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好像这样一来，这一似乎无关道德高下的选美活动就具有了道德教化的意义。
我们做事情往往喜欢自我神圣，喜欢从中找出可圈可点的价值意义来，实在找不出也要附会一点上去。好好的一个“关关睢鸠”的爱情故事，偏要附会成后妃之德，明明是男女构精之事，却要说是天地交泰，云气氤缊，就像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讽刺的：自己贪淫好色，却要说与天上的某颗星星运转有关。人就是人，何必说自己的灵魂是天上的星星下凡而成！造出这种天人感应来，无非是为了神化自己。刘邦本是无赖子弟，后来侥幸得了天下，你说你有本事，你有福气，你他妈的比项羽强，都可以，成者王败者寇，历史从不惩罚胜利者；但你又何必要侮辱你父亲——那可怜的刘老头子呢？凭空送给他一顶绿帽子，说自己母亲与一条龙野合而生了自己（虽然是龙，毕竟还是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