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完全一致，但可以肯定，这正是被他从时间中找回的刻骨铭心的感觉，这感觉，作为实际经历的效果，比真实更真实。
作家是这样描述“妈妈的吻”的：在贡布雷，一近黄昏，他便愁从中来，因为他必须和祖母、妈妈分手。他的卧室是他百结愁肠的一个固定痛点。家人发现他一到晚上就愁眉不展，便在他房里挂了一盏绘有传奇故事的幻灯，可这反而破坏了那他已习惯因而容易被麻痹的环境，所以哀愁有增无减。用罢晚饭他就得与妈妈分手，她要留下来与大家聊天。小马塞尔万般不情愿地上了楼，孤寂地呆着，他唯一的安慰是在他睡前妈妈会来吻他。而这一吻的快乐是如此短暂，以至当他在期待这一吻时，那吻别后的不满足和留恋感提前给了他痛苦。所以他希望这期待的过程无限地长。他好几次试图请求妈妈多吻他几下，但他自知这是不受支持和赞许的，父亲本就认为这种道晚安的仪式荒唐，母亲也不会纵容他增添新的毛病。所以这个愿望被扼杀在心里，多年以后才被重新挖掘出来。总的来说，必竟，这一吻已经能他安然入睡了，保障了他生命的宁静。
然而，这种宁静有时也会被破坏，那就是有客来访时，母亲无暇上楼来与他道晚安。他深深地记得，有一回，他们家的常客斯万来访，他没能得到妈妈的任何表示就被打发上楼了。他不甘心，让仆人递了个便条给妈妈，谎称有要事面禀。但知子莫若母，她没有理睬。绝望的马塞尔作出了反常之举，他爬起来，等在妈妈上楼就寝必经之处，想不顾一切亲她一亲。虽然他知道这可能让父母不悦 （敏感脆弱的他甚至夸大了这种后果），但他已不能控制自己。后来，他异常的脸色使得父亲宽容了他并让母亲陪他睡。在母亲怀里，他没有喜悦和宽慰，而是泣不成声！
也许这完全是马塞尔小时的真实经历，也许有所变形——这是作家的惯用手法，也许他那不顾一切之举实际只是他当时的想象，不管怎么说，这一体验是绝对真实的。它充分体现了病孩子的心态。这种对母亲的吻的强烈依赖，在日后演变为他对感情的异乎寻常的渴求，对爱和爱人的疯狂占有欲。而当他这种不正常的要求在正常社会、正常人际得不到满足时，他便只有借助幻想，借助创作。
哮喘中的暴君
研究普鲁斯特的人都知道他终生为哮喘病所苦，也知道他自小在家里就是个“暴君”，成年后还在某些情形下，在某些人面前表现出专横、暴烈的脾性，比如让·洛兰评论他的文章，稍有不逊，他便一触即跳，寻其决斗。然而很少有人指出，这表面上似乎矛盾的情状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每个人的心理状况都与其经历相关——关于这点弗洛伊德及其徒子徒孙们早已讲得很清楚——而亦与其生理状况互相影响。愈是不能享有常人的乐趣，便愈要求过于常人的关照，愈是不能象常人一样拥有自然、拥有生活，便愈是要求比常人从自然和生活中获得更多。作为一个病孩子，愈是自觉弱小，便愈是计较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愈是担心不能得到，便愈是寄望过高；愈是怕人疏忽或遗弃，便愈是对亲人们充满猜疑乃至怨恨。从马塞尔的一封书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
当时我的身体孱弱，不能外出，不得不跟父亲朝夕相处，那些年里我痛苦不堪。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我不得不时刻注意，谨慎从事，不苛言笑，避免惹他不高兴。直到现在，回首往事时我还告诫自己，忘掉这一切吧。现在想起来，由于我的克制，当时他对我还是满意的，这种想法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至今，我仍然感到，在这些琐细的小事上，生活对于我是那般苦涩，令人厌恶。别人在生活中总还有那么一点儿聊以自慰的追求，我却没有。我只能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迄今往后，它将永远令我痛苦不堪。
可以说，马塞尔全家对他照顾无微不至，宽容忍让有加，可他竟是这么一种感觉，留下的竟是这么一种记忆。他的病态心理跃然纸上。“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正是由他的生理疾病造成的。
马塞尔是在9岁那年患上哮喘病的。一天，当他和父母、朋友们从布洛涅树林散步回家时，突然感到透不过气来。这是他哮喘病的第一次发作。这种痛苦的间歇性的疾病从此在他身上扎了根。露天地带、乡村、树木的气味和花香都可能使他窒息。呼吸于他成了一种潜在威胁与惩罚。这以前他的身体就不是太好，因而也就更多受到家人的关心和爱护。患上这种难于医治的疾病后，他所受到的优遇更是无以复加了，而他却反而时时感到被遗忘、被冷遇、被苛待。他形成了一种“弱者意识”，只觉得生活亏待了他，只知道自己需要满足，而不考虑自己的要求是否过分，是否让亲人们为难。他只知道自己易受伤害，而不知道他也会让别人伤心——当然，后来他知道了，一方面他知道应该克制自己，一方面本心又难以克制，这种强烈的内心矛盾更使他的性格变得乖戾。造成这种乖戾性格的，还与他和别人的矛盾有关——必竟，他的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容忍，也不是他的亲人时时都能容忍。所以有时他也会遭到挫折，从而更增强了弱者意识，更加不知所措、乖戾无常。
如果人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位暴君的每一桩暴行都是他内心脆弱的反映。在《让·桑德伊》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起先他冲自己发脾气，继而又把怒气发泄在父母身上。因为他们使他苦恼，使他手足无措，痛苦万分，是他们惹得他哭闹，害得他失眠，他本想使他们不痛快，或者在他母亲进屋时，虽不至于痛骂她，但至少要告诉她：他不想再学习；每天晚上要到外面过夜；而且告诉她：父亲是个坏蛋……但他这些话无处诉说，闷在心里，犹如一剂毒药，无处排泄……他站起身，扑向壁炉，随即听到可怕的一声巨响：这是母亲用一百法郎给他买来的威尼斯玻璃杯，被他摔得粉碎。
可以看到，马塞尔的这种歇斯底里是由于他无法克服虚弱、失眠和种种身体上的不适，而不由自主地在父母面前表现得暴烈。种种狂乱的意念和行为都是生命力被病魔抑制和摧残后的带有下意识性质的宣泄，正如婴儿久啼不止是因为病痛或别的什么不适一样。马塞尔经常无端与父母作对，这实际上是因为没人能解除他的痛苦，他才于潜意识中怨恨本该具有那种力量的父母，而行动上则不与这种潜因直接相关。他对亲人的不满与敌视，其实是不满与敌视那无形的病魔，无形的命运，而转嫁到与他命运息息相关的亲人身上。所以，他是个可怜的软弱的暴君。在他的本性与理性中，并不缺少一个好孩子的成分。据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莱昂·皮埃尔·坎 （1895—1956）为他所作的传记中说：“他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憎恶谎言、一丝不苛、自我献身精神，尤其是无比善良等许多优秀品质。”他最喜爱“大自然中美的、善的和伟大的东西。”最讨厌“对于美好事物的麻木不仁，对于感情的温馨一窍不通的人”。他在摔碎花瓶后，随之不由又谴责自己给父母造成了一桩不幸。他知道是非，只是疾病使他不能自制。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事，体现着这种常态与病态的矛盾，一方面他作了很多对不起父母乃至不容于世俗的事，另一方面他又自觉这是可耻的，只是把握不了自己。因此他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当他有足够的闲暇反思时，他的正常理性对一生的反常行为进行批判，使他为自己的可耻惶惶不安。他要将这些写出来，既然时间没有消除记忆，那么他就要让昨天重现，在今日得到裁判、解释，从而获得心之安宁。
上述疾病、弱者与暴君的关系及其体现的心理奥秘只是在马塞尔与其亲人之间考察的。一个人总是一个社会人，当他走出家庭时，他的疾病又给他带来什么影响呢？“弱者意识”仍然是最直接的，而且更鲜明，不象在家庭中，为“暴君形象”所掩盖。因为社会要求他更多凭理智行事，而不是凭感情。况且，社会也不会象家庭那样放任他，所以尽管他充满不适，需要发泄，却不得不自制。走出家庭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弱者。1882年，他进巴黎贡多塞中学读书。《让·桑德伊》中述及这一时期的情形。当时，班上有几个男孩子专门与他作对，而他反而欣赏他们的机灵，并且对他们不喜欢他感到失望——这是典型的弱者心态，与前面的对亲人凶相应，而对“仇”人却善。后来他还写信给他们，以为自己无意中得罪了他们，试图求得和解，交好。这诚然体现了他善良的本性，但也可说是一个缺乏常人的健全体魄和广阔天空的病孩子的卑弱、自贱心理，所有常人对他都存在一种压迫，他或者狂躁地发泄，或者扭曲自己去忍受，而这种扭曲使他更加狂躁，所以他在家中就更象个暴君。只是这个暴君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逢迎着父亲，显出他的软弱本性。他压抑、扭曲了几十年，内心郁积了许多委屈与痛苦，由于年久，已成莫名，难以排谴。只有那支神来之笔能触及灵魂深处，只有那长河般的小说能泄尽一生衷曲，弥补那残缺不全的生命。这也是他创作的潜在需求与冲动之一。
总的来说，即便在家中，“暴君”也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而不是全部，是偶尔而不是经常。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接受了更多社会规范，懂得了是非曲直。仅从需要爱抚这点来说，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温和，替别人着想。加上他本性中的柔弱成分，加上他的聪慧、机巧、善解人意，他常在恰当的时机表露出优雅可爱的言行，从而让亲人、家佣们感到宽慰。他除了需要更多的关照来抵消疾病给他带来的更多的痛苦外，并没有更多的奢求，对人也并无敌意，相反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