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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是事件的中心，是小说的生机和魅力所在。《追忆似水年华》的一个大成功的方面在于，作者以传神之笔描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神态毕肖的众生之相。处于核心的有马塞尔一家：马塞尔的忠厚、仁慈、童心不减的祖母；世故、迂呆、自以为是的父亲；外刚内柔、有着圣母一般纯洁无私的感情和天国光辉一般无微不至的母亲；忠诚、正直、自尊而小心眼颇多的女仆弗朗索瓦丝以及病弱、多疑、多虑、乖僻无常的叙事者。斯万一家：既雅又俗、颇具才智风采却又自甘平庸的夏尔·斯万；放荡不羁、工于心计、出身卑微却跻身上流的奥黛特；以及外柔内刚、忠于爱情却终无所获的希尔贝特。盖尔芒特一家：冷酷、专横、麻本不仁的公爵；自命清高、实质自私、虚伪、淫荡、薄情寡义的公爵夫人；斯万之友、斯万夫人之情夫而又贪恋男色的夏吕斯、性倒错但英勇爱国的希尔贝特之夫圣卢。此外还有粗豪放诞、有同性恋嫌疑、与马塞尔一度相亲相爱的阿尔贝蒂娜，有保守、固执、刻板而野心勃勃的诺布瓦，以及作家贝戈特、名医戈达尔、画家埃斯蒂尔、音乐家瓦格纳……等等，不一而足。
他高强的观察力与表现力使每一角色都呼之欲出，即使是那些辅助性的角色也活灵活现。譬如说，当马塞尔的祖父约请斯万来打听小道消息时，作者不吝笔墨地描写祖母的两位妹妹的反应并生发开来：“这是两位虽具备祖母的高尚品质却不具备她那份聪明才智的老小姐——她们毫不含糊地宣称，姐夫居然有兴趣涉及这类无聊的话题，她们万万不能苛同。她们都是洁身自好的人，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决不能对飞短流长的闲话感兴趣……只要饭桌上出现轻薄的谈吐，或者仅仅是实惠的话题，而两位老小姐又无法把话题引回到她们所热衷的内容上来，她们就干脆暂停听觉器官的接受功能，让它处于开始衰竭的境地。那时，如果我的祖父必须引起两位小姨的注意，就得求助精神病医生对付精神分散的患者所采用的物理刺激法：用刀叉连击玻璃杯的同时，大喝一声并狠狠瞪上一眼。”钱钟书先生的 《围城》中，有一段是讲方鸿惭去一所中学演讲的，当他的话题涉及与性相关的梅毒时，负责记录的女生“连脖子也红了”，仿佛这些话“使她处女的耳朵顿时丧失贞操”，将这两位大家的描写相比照，不由不使人惊佩他们机智幽默的比喻与引人发笑的夸张。
不过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两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也这样不厌其烦，是否有过分展才之嫌？是否显得拖沓、冗长？法国很多作家都曾因为旁枝杂叶太多而遭指责，这似乎是大部头小说必不可少的毛病。但是普氏作品中的许多旁枝杂叶，例如这段关于两位“洁身自好”的老小姐的描写，并不让人兴致索然，相反亦觉津津有味。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有大量政论性文字，还有介绍滑铁卢战役、巴黎地下水道结构等似乎远离主要情节的大段文字，实质上既多少起了些承启作用、不是生粘硬贴，更给小说别添了一番趣味。《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众多旁枝杂叶也为整部小说添色不少。又因小说带有意识流性质，所以并不着意取舍剪裁，而是随兴所至、随思所至、随笔所至。即使有些文字本身确实长而苍白，但由于整部小说光华四射，它也就沾染了一些诱人色彩，正如月光反映阳光，自身也因此变得迷人了一样。但最主要的原因还不在此。这部作品虽无诱人情节，细细读来却仍津津有味，这与它的语言分不开。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从不仅仅是依靠扣人心弦的情节、振聋发聩的哲理和催人泪下的感情，而还要依靠语言本身的魔力。有时，语言甚至能化平凡为神奇。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的表现力对塑造人物、构置情节、表达思想感情是很重要的，伟大的文学家往往都是伟大的语言大师。普鲁斯特也是一位语言大师，在这部长河小说中，妙语佳句随处可见，象撒遍长河的珍珠、贝壳，闪烁着熠熠灵光。这些机智、生动的句子，传神地描摹出人情百态和众生世相，准确地勾勒出人物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婉曲微妙之处，使读者在获得笑的感染、美的享受和理趣的诱导的同时，折服于作家高超的表现技巧，充满惊讶与热情地读下去。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几乎都伴随着一些传神妙语。如作家描写他深夜不眠、在床上辗转反侧时的情景：“我情意绵绵地把腮帮子贴在枕头的鼓溜溜的面颊上，它象我们童年的脸庞，那么饱满、娇嫩、清新。“情意绵绵”一词用得很奇特，它写出了作家疲倦已极时对童年时代那种混饨、安宁之境的朦胧向往。而“有几次，就象从亚当的肋叉里生出夏娃似的，有一个女人趁我熟睡之际从我摆错了位置的大腿里钻出来”，及“他一抬手便能让太阳停止运行，甚至后退”，则写出了他模模糊糊间那股失去控制的意识自由流动、不断产生超越现实、跨越时空的幻觉的状态。至于说习惯“把房子改造得可以住人”，一方面道出了失眠者在幻觉与现实之间挣扎上岸的虚景，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习惯改变人的感觉乃至生命状态的实理。这些话不仅让失眠者深有同感，也使清醒的人若有所悟。
一般来说，成功地刻画一个形象，需要运用肖像、心理、动作描写等多种手段，并须将人物置于特定情境和事件中，通过种种冲突展示其性格。但《追忆似水年华》不以情节取胜，也没有多少能够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的特殊情境和非凡事件。而以分析议论见长。思考能力和语言表现力便至关重要了。在人物刻画上，他常常不借助于情境和事件而直接借助语言本身；在人物心理、动作、肖像描写上，妙语佳句似信手拈来。如作者写他祖母爱在花园小跑，连风雨大作也不顾，“结果她身上泥点的高度，总让她的贴身女仆感到绝望”；“倘若我外祖母的这类园内跑步发生在晚饭之后，那么只有一件事（丈夫违禁喝白兰地）能让她象飞蛾扑火般立刻回来”。这些夸张的话似乎不象一个苟延残喘、万事皆空的人写出来的，所以也可以倒过来说，作家根本就不是“心死”之人，他通过回忆来饶有兴致地体味人生，因而能使读者也感到饶有兴致。
在表现母亲甜蜜的吻给作者带来的痛苦上，作者的才气被真情激放得大放光华。如果有客来访，这个吻就提前在餐厅给了，母亲无暇再上楼，于是，“我只能把妈妈通常在我入睡时到我床前来给我的既可贵又纤弱的一吻，从餐厅一直带进卧室；我脱衣裳的时候，还得格外小心，免得破坏那一吻的柔情，免得它稍纵即逝的功效轻易消散化为乌有”；然而有一回他连这个吻也没得到就被赶上楼了：“我等于连盘缠费都没有领到就得上路”，“我的心只想回到母亲身边。”因为她没有以吻来“给我的心灵发放许可证”。人们不得不惊叹作家惊人的表现力，一个个简单的词句在他笔下都有了生命，将那些人人都可能体验但都觉得难以言传的微妙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人们经常为无法倾吐欢乐或痛苦情绪而狂躁不安，欲爆欲裂，作家比常人幸福之处，大概就是能够尽情宣泄而把痛苦或欢乐转化为一种宁静美好的人生境界吧。
中国古代文论中讲究“理趣”，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如果没有深深触动人的创造欲、满足人的求知欲、使人惊讶赞叹、喜悦舒畅的理趣蕴含其中，固然未必是不足，至少不是尽善尽美。《追忆似水年华》既极写人情，又深掘事理，而且其中很多是就在人们身边而又为人们所忽略的最平常的情，最简单的理，所以常常令读者油然生感或恍然而悟，象遇见了知心朋友或精神父亲。作者在第二部第一卷中写到这么一件事：年少的他怀着当作家以与希尔贝特不分离的美好热望将他的作品给德·诺布瓦先生看，严厉的退任大使不仅否认了他的文学才能，还将他深受其影响、崇慕已久、景仰之至的作家贝戈特评得一无是处，于是，他感到无比沮丧，又想起每当他构思文章或作严肃思考时总是力不从心，于是再次感到自己是庸才，毫无文才天赋可言。“我感到懊丧；自我感觉一落千丈。我的思想好似流体，其体积取决于他人提供的容量，昔日它膨胀，将天才那支巨大容器填得满满的，今日它又缩小，骤然被德·诺布瓦先生关闭和限制在狭小的平庸之中。”德·诺布瓦先生是一个习惯于严厉、习惯于批判的人，不问对象，不要依据；马塞尔则是一个尚无主见、易受他人思想影响支配的少年，将他的思想比喻成流体，真是太形象了。每个少年人的可塑性都极强，赞扬能使他信心倍增，想象力丰富；允许他抒发己见，如同有一个巨大容器任其天才思想发展、充实；而贬斥则使他情绪低落，压制则使他视线收缩，趋向狭隘、平庸。这是一个很简单又不易觉察的道理。其实所谓天才、庸才，多是在后天的不知不觉的影响中逐渐分化的。如果不是贝戈特的开导与鼓励，马塞尔或许会克服不了创作的怠情与烦恼吧。
作者对诺布瓦和贝戈特的比较分析是相当精妙的。当贝戈特与马塞尔意见相反时，他不象诺布瓦先生所可能做的那样，使马塞尔无言以对，沉默不语。作者说：“但这并不是说贝戈特不如大使有见解，恰恰相反。强大的思想往往使反驳者也从其中获得力量。这思想本身就是思想的永恒价值的一部分，它攀附嫁接在它所驳斥的人的精神上，而后者利用某些毗邻的思想夺回少许优势，从而对最初的思想进行补充和修正，因此，最后结论可算是两位争论者的共同作品。只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