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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缪斯
有句诗：“你走向缪斯，画囊沉重。”如果倒过来说，对普鲁斯特更适合。他承受不了病痛与忧思，于是走向缪斯，寻求解脱。正是文学艺术，尤其本人的文学创作，使他的身心得到寄托，使他从不幸的命运那几找回了幸福。不过，这是评论家作为后人从他一生总括而言。他究竟为什么和怎样地走向缪斯，人们既不能说，这是命运的安排，也不能说，这是他的选择。应该说，是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再加上时间作用，最后造就了一个缪斯的圣徒。
普鲁斯特早期经历是促使他成为作家的客观因素之一部分。主观上，普鲁斯特也是有这种愿望的。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这种心理是为了和一个女孩在一起，而不当大使、远去他国，那时这愿望属于一个少年的追求，而不是慰藉人生的方式。一方面，他有着表达生命感受、探求自然奥秘的强烈欲望，另一方面，他的生活本身，思想情感本身又在为他的日后的创作准备着条件。他的对文学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渴盼、倦怠与烦恼，后来都成为他的题材。
不过，早期的普鲁斯特，对文学的追求并不坚定，也不专一。他怎么能知道将来的自己对于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意义呢？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少年，可能有多种追求，只是，无数种偶然最后造成了他的必然——他既有那种能力，又有那种需要，就这样生活和历史造就了一位文学家。
早在贡布雷就读期间，马塞尔就常感到有一种冲动，一种需要，要将所见所感用文字记载下来。他自叙说：“一片屋顶，阳光映照在一处平原上，一条小路的芳香，都会使我产生奇异的快感，使我顿时停下脚步来；我之所以停下脚步，还因为除了我见到的之外，这些景象似乎还隐匿着什么，热切地希望我前来获取，可是不管我怎样努力，我竟然无法发现这些东西。正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景象具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凝望，呼吸，尽量怀着我的意念越过形象或芳香。如果我必须追上我的祖父才能继续走下去，我则尽量闭着眼睛去追他。我极力准确无误地回忆着屋顶的线条，石头的颜色深浅。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觉得那石片是那样满腹心事，随时准备张开嘴来，将它只不过作为一个盖子掩盖着的东西向我吐露出来。”
自然，这种奇异的需要意味着什么，这个孩子根本意料不到。但是，有一天，他试图将这样的一种景色固定在纸上。那景色是三座面向平原的钟楼，随着漫步的人位置不断变换，那三座钟楼一会儿分离，一会儿相聚，一会儿相互遮掩。当他写完那一页的时候，他体验到了一种奇异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此后他大概是经常感受到的，那就是一位作家，当他用艺术的魅力，以别人能够领悟的形式将某种情感或某一种感觉表现出来以后自己如释重负所感到的幸福。他写道，“于是我感到，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摆脱了这几座钟楼，摆脱了钟楼在自己身后藏匿的东西，似乎我自己就是一只母鸡，好象我自己刚刚生了一个蛋一样，我高兴得放开喉咙唱起歌来。”
不过，按他父亲的意思，本来并不希望他当作家，而是希望他作一名政治家。父亲的意志对他很有影响，甚至取代了他自己的意愿，只是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这个意愿只是被压抑了，一有机会就会重萌，而且更加强烈。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侧面了解这一点。他写到，他父亲积极促成他与一位卸任大使诺布瓦的交往，以求“近朱而赤”，希望他作一名外交家。可有一日这位在思想上趋炎附势的父亲听诺布瓦说当一个作家也不错，便让马塞尔写点东西给大使先生看看。马塞尔当时正热恋着希尔贝特，对文学的憧憬和对恋人的热情在强烈的表现欲推动下促使他提起笔，要写一篇好文章给诺布瓦先生看。虽然由于功夫不到而未写成，但可以想象，日后，一旦有什么令他激动不安的事，他总会自觉地拿起笔来，尤其当他从贝戈特那儿得到肯定和鼓励时，他对自己更多了一层认识，这种认识将形成一种潜在的自我暗示，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这种暗示。他本来就以文学作品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寄托，并且在为书中人物的悲欢而嗟呀不已的同时，深深景仰作家的神奇、美妙创造。当贝戈特先生肯定他竟然具有与他所崇慕的大作家平等交流的能力时，他怎能不惊喜呢？于是，“作家”这两个诱人的字眼便成为他脑海中不熄的明灯，导引他不断向缪斯走近。而当他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才能已经完备时，创作便是水到渠成了。
水到渠成必竟是往后的事，普鲁斯特在中学的表现未必不能预示他将成为一名哲学家。譬如说，1887—1888年，他在贡多塞中学的最高班——修辞班学习时，教师马克西姆戈歇先生就发现了他在哲学上的过人天资；他小说中大量微奥而深刻的哲理性分析充分显示了这一点。1887年，他进哲学班后，得“法文作文”（哲学论述）比赛第一名。他为校内刊物《绿色评论》、《丁香评论》所撰稿件也多是论述性。只是，结果使人们知道，这与他成为作家不矛盾，伟大的作家，往往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社会评论家或精神分析学家。
也许主观上普鲁斯特有过多种梦想，文学之梦仅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梦与他的生活最密切，因而也最持久。当疾病剥夺了他实现别的梦想的权力时，他知道唯有文学之梦没有也不会失去。于是此梦成真。
普鲁斯特走向缪斯的步子并不坚定。虽然爱情、成就需要和表现欲使他有心从文，但一遭挫折，便灰心丧气。可以说，这是因为外部压力还不够，没有文学他未必不能过得好，命运还没有将他逼上孤苦飘零的缪斯之旅，并将这种外部迫力转化为其内心动力。
这种不坚定，一方面是因为天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惰性，没有强烈的刺激或巨大的鼓舞是难以克服的。作家、诗人多不幸，就是这个缘故。得意者感官和心理的满足其本身已代表了一切，无须再借助文笔来作什么。极幸福的人，多半是懒得去抒发什么的，享受还来不及呢。
另一方面是因为不自信。当时他还未起步，很多感觉沉积在记忆里还未经过时间的加工，他无从表现它们。或者说，他还缺乏加工它们的手段。也可以说，当他还能够在社会上、在人际找到许多刺激与寄托时，当他还能够从慈母与忠仆那儿获得安慰与关照时，他无暇回顾，也没有必要去寻回逝去的时间。文字此时已经属于他的主观追求，但还不成其为寄托，不成其为客观需要。
这个时候，他有朋友，比如说后来成为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罗贝·德·弗莱和成为史学家的达尼埃尔·阿莱维。真是人以群分，这些优秀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普鲁斯特受益良多，而他们也因普鲁斯特而在历史上更加闻名。
此外，普鲁斯特还出入一些上流社会的沙龙。客观上这为他日后创作提供了生活积累，主观上，尽管他经常带有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善于观察，喜欢分析，但他可不是在搜集素材，没有带着作家的伟大使命。他不过是一个混迹其中的花花公子而已。对他当时就产生良好影响的，当是那些文艺界的名流，比如他通过加维亚夫人认识的大作家法朗士。这些人不仅以其精神气质、言谈举止影响普鲁斯特的人格，而且以其卓越成就和伟大才华激励他去创建不平凡的文学事业。关于这些，莱·皮埃尔—坎的 《普鲁斯特传》中有较详尽而准确的反映。《社交生活》一章专门描写了普鲁斯特在贵族沙龙和各类上流社会小圈子中的生活。对于年轻的他来说，这里是快乐的中心，是另一种生活的场所，那里有着无穷的新奇事物。从青少年时期直到去世，甚至在退隐独居之后，他的思想总是自然而然地怀念着上流社会的那些人。沙龙，小圈子，以及每个小圈子里的小小的头面人物，在他的言谈中都占有特殊的位置。他对于上流社会的感情太深刻了，他在青年时期甚至把这种感情同爱情混合在一起。他不知不觉中爱上了最优雅的贵妇人中的某一位，为了能看她从马利尼大街上经过，他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藏在爱弥尔—保尔书店的门后。在他的小说中也是这样写的，主人公，“一颗星星上的爱的蚯蚓”，深深恋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虽然后来，他对上流社会的人们做了颇为严厉的评价，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些人的兴趣。他多次这样说过：啊！这帮人多蠢！任何时候他都对他们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为了取得他们的欢心并征服他们，他还要克服最后一点羞涩心理。他十分开心地向他们施展出无比巨大的魅力。人人都想让自己的沙龙闪现出旧时代的光彩， 《费加罗报》报导了许多豪华的盛会，而那些没有谈到的盛会也许排场更为讲究。当时普鲁斯特就沉湎在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著名的《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是奥贝侬夫人客厅里的大红人。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了；崇尚文学和具有资产阶级的情调。奥贝侬夫人和她的侄女德·奈尔维尔夫人有着强烈的共和思想，大家都称她们为“激进的女才子”。交谈中涉及的面很广，谈论的主题也是严肃的。大家挨个儿顺序发言；一旦有人插话，主妇便摇动一只瓷铃，请他遵守秩序。妇女们很少上这里来：“我这里是让人聊天的”，她说，“而不是让人谈情说爱的”。这令人想起韦尔杜兰夫妇专横独断，想起她的每星期三聚会的气氛，斯万由于在圣日耳曼区呆惯了，到了她这里便感到浑身不自在。然而这些“令人厌烦”的沙龙却常常有助于文学：贝克的 《巴黎女郎》和易
卜生的《玩偶之家》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