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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碧其人其事
张爱玲曾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她们一起走一条现在看来完全是“非主流”的写作路线，一起红遍上海滩，一起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然而当张爱玲终于重新走红，苏青却并没有红起来。
原因是不难想象的：张爱玲的洒脱与寂寞，华丽与苍凉，距离感与传奇色彩，都是吸引大众的极佳素质，而苏青……她太正常，太普通，太朴实，当然也亲切，有一种“古往今来的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这是张爱玲的评价，是她最欣赏苏青的地方，而在我们看来，却未免太过泥泞了。
说起来也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有幸受到文化教育，然而对于父母而言，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苏青早早地辍学，结婚，生孩子——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
倘若不是在向丈夫要钱家用时挨了一耳光，苏青也许不会想到卖文谋生，继而走上文学之路。
张爱玲这样看苏青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但她到底也没得个好。这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奶奶在生活中低能得很，她手忙脚乱，心浮气躁，而且迟迟生不出儿子（在那个年头这可是大罪过啊）……可就是这样一个少奶奶她也当不下去了，“背后社会秩序的崩坏，暴露了丈夫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
走出家庭之后的苏青的生活，我们也许可以从她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中看到：一个单身的职业妇女，在那个时代大概是比较稀有的动物——若有，也是家境好，父母开明，有意让女孩儿出去见见世面，她们一般有依有靠的，和苏青那种情况还不一样（她甚至还有孩子要养活）。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文人），他们欣赏她，引她为红颜知己，和她谈文学人生，“结果终不免一别”。“他们别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可是她仍要他们，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不是古典爱情小说里那种为了破碎的爱情终身守节的标本。谁能接受这样一个女人？甚至她自已，对这种事，和乔治·桑那些女作家还不一样（虽然乔比她早一个世纪）。她是一个中国女人，她心里有耻和悔，她觉得她“吃了亏，没处诉苦”。因为她是有所希冀的，她希冀真爱，承诺，温柔的归属。可是他们不给她。于是她“悔恨交并”，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这是性别的差异，在这种游戏中女人往往是输家，“如此双方承认之后，谁也用不着对谁负责，结果又是女人吃亏了。我这才佩服欢场女子敲竹杠的手段，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有金钱补偿，自己不幸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乐得不给，但爱情也仍是没有的。如果我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
但她并没有毁掉自己。她的心太强壮——是亦舒说的那种“丢在泥淖里还是啪啪跳动，淌着血”的心。“我要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我焦急地思索着，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之下，苏青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强烈的女性的意识，这完全是因为亲身经历引发的自觉的女性意识：生逢乱世的女子，从女孩到妻子到母亲，从大小姐到少奶奶到职业妇女，字里行间充满了内心的焦虑、呼喊与怨苦……非常能够代表普遍的中国女性（并不只是女性作家或女性主义者）的心态——这是苏青的小说。
她的议论文是另外一种：简截，果断，锋厉，是她对现实特别是两性关系的感受中理论化的一面：
我国根本没有所谓的女子教育。（女子可以上学了，）一般自命为新女子的人就高兴得很，以为这就是男女平等。我却怀疑了：男生能够接受他们所需要的男子教育，女生也能够接受她们所需要的女子教育，这才叫平等呢？还是女生跟着男生一样受教育，便算平等了。男生每周上五、六小时的国文课，我们也跟着上。但国文教材……第一类是古文，说的都是从前男人社会的事，如大臣被贬思君啦，将军沙场苦战啦，名士月夜狂饮啦，清高的人辞官回来，与妻妾叙叙家常、玩玩山水啦……有趣敢是有趣，就是与我们没有什么切肤之感。即使有一两个女作家，也是代男人立言，因为她们读的是男人的书。置身于从前的男人的社会中，女人是无法说出她们自己想要说的话的。……她们在思想上还是男人的附庸。她们心中的是非标准紧跟着男人跑。
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过去那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婚姻，理论上是难得美满了。不过事实上却往往因预先希望不奢，故揭巾之后，见新郎不秃、新娘不麻，便能欢天喜地偕老。现在的摩登男女，口口声声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自己却不肯拿出爱来，至少是不肯先拿出爱来，……结婚反倒难了。
女人生孩子，男人不生孩子，这是男女顶不平等的地方；女人是要求与男人平等，大家都不生孩子呢？还是希望生孩子的时候能够得到比男人更好的待遇？我敢说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比她需要月经期的休息权更深切……
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能是他们生理上的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因为年轻美貌直接引起性的刺激，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
这些充满了主观色彩的言论，也许缺乏理性或者系统性，却是非常坦白的，其深层隐藏的，是女性的觉醒，也有迷惑和焦虑。这些热辣新奇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在那个时代，苏青就已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谈及性问题亦毫不避讳，为此她赢得了“大胆女作家”的“美名”。
苏青自己经营她所写的书，据说，非常精明。她还办过杂志，收拢了不少知名作家，俨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女人。因当时上海处于沦陷之中，抗战胜利后有人对她提出责议——张爱玲也因与胡兰成恋爱而倍受攻击，冷静而善于自我保护的张选择了沉默，苏青却火烧般跳起来：“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时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民。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也拉过任何客人一样，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这还不够，她还要撕那些所谓正义文人和地下工作者的遮羞布：“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作过其它的什么地下工作。”
道理是有道理的。但未免授柄于人：这个女人太厉害，觉悟太低了。而实际上，苏青是有不少文章描写日本侵略者带给民众的苦难的：她写蓝包袱红皮箱涌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上海事件纪念》），写在隆隆炮声中分娩的女人（《救救孩子》），写自己在空袭警报声中被同胞拒之门外又遭外国人蔑视时的痛心与失望（《11月11日上午》）……也许这还不够深刻，因为苏青无意把自己升华成一个革命作家，她只是忠实地写下她所看和感受的一切——即使是在文字的领域里，民众也不应是道具，只知揭竿而起，去上演一出伟大的悲剧或壮剧。几十年后，终于有一位台湾作家（微烛）为她说了话：“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使人对当时的上海的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
除此之外，苏青的作品中还有一些特别活泼轻快的章节，关于故乡，亲人，童年，日常生活……一个和平的丰富的世界，想必是她在生活顺畅和平静的时候写成的——愉悦然而急切地写着，因为这样的日子非常难得——在毫无保障的个体的卖文生涯中求生，还要抚养子女，她无法像周作人式的作家那般清雅飘逸。
她其实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一如她小说中的女主角，天真，感性，琐碎，软弱，渴望爱与依靠——尽管脸上有看透一切的讽刺的笑容，但是，“苏青的讽刺是不彻底的，”张爱玲说，“她对人生有太基本的爱好。”所以她要追求，要挣扎，即使在后来更艰苦的遭遇中，在文革中，在监狱里，许多人自杀了，她也没有自杀，她是一个有坚强生命力的女人，然而命运多难，她的一生，似乎总在水中扑腾——
为了孩子，苏青放弃了再婚的可能，其实这在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