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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岁即知读书，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参知政事栋，明于性理之学，杨氏在室，即尽通其说，故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
左丞董士选自江西除南行台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师。以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虽以训迪为职，而益自充广，不少暇佚。除国子助教，即以师道自任，诸生时其退，每挟策趋门下卒业，他馆生多相率诣集请益。丁内艰，服除，再为助教，除博士。监祭殿上，有刘生者，被酒失礼俎豆间，集言诸监，请削其籍。大臣有为刘生谢者，集持不可，曰：「国学，礼义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为教！」仁宗在东宫，传旨谕集，勿竟其事，集以刘生失礼状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刘生，仁宗更以集为贤。
大成殿新赐登歌乐，其师世居江南，乐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亲教之，然后成曲。复请设司乐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责成监学，拜台臣为祭酒，除吴澄司业，皆欲有所更张，以副帝意，集力赞其说。有为异论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几，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为其院使，间从集问礼器祭义甚悉，集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乱之由，拜住叹息，益信儒者有用。
朝廷方以科举取士，说者谓治平可力致，集独以谓当治其源。迁集贤修撰。因会议学校，乃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学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父兄所以导其子弟，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然则所谓贤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则他日亦当有所发也。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仁宗尝对左右叹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会晏驾，不及用。
英宗即位，拜住为相，颇超用贤俊，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则拜住不及见矣。泰定初，考试礼部，言于同列曰：「国家科目之法，诸经传注各有所主者，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可尽，试艺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则求贤之心狭，而差自此始矣。」后再为考官，率持是说，故所取每称得人。
泰定初，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天子幸上都，以讲臣多高年，命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自是岁尝在行。经筵之制，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润译之际，患夫陈圣学者未易于尽其要，指时务者尤难于极其情，每选一时精于其学者为之，犹数日乃成一篇，集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后得以无忤，其辞之所达，万不及一，则未尝不退而窃叹焉。拜翰林直学士，俄兼国子祭酒。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与同列进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议定于中，说者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事遂寝。其后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
文宗在潜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经筵。尝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除奎章阁侍书学士。时关中大饥，民枕籍而死，有方数百里无孑遗者，帝问集何以救关中，对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于近效，则怨讟兴焉。不幸大灾之余，正君子为治作新之机也，若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则远去而来归者渐至，春耕秋敛，皆有所助，一二岁间，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则三代之民，将见出于空虚之野矣。」帝称善。因进曰：「幸假臣一郡，试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尔。」遂罢其议。有敕诸兼职不过三，免国子祭酒。
时宗籓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将策士于廷，集被命为读卷官，乃拟制策以进，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媢嫉者多，乃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聪明，其于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
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经世大典》，命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集言：「礼部尚书马祖常，多闻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可共领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纟兹、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助撰录。庶几是书早成。」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乃成，凡八百帙。既上进，以目疾丐解职，不允，乃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不报。
御史中丞赵世安乘间为集请曰：「虞伯生久居京师，甚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医。」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帝方向用文学，以集弘才博识，无施不宜，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听其去。集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从容讽切，冀有感悟，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也。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然集遇其人，未尝少变。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为营都王，使贵近阿荣、飐飐传旨。二人者素忌集，缪言制封营国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来索制甚急，集以稿进，丞相愕然问故，集知为所绐，即请易稿以进，终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类如此。
论荐人材，必先器识，心所未善，不为牢笼以沽誉；评议文章，不折之于至当不止，其诡于经者，文虽善，不与也。虽以此二者忤物速谤，终不为动。光人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祖常为御史中丞，伯遂游其门，祖常亟称之，欲集为荐引，集不可，曰：「是子虽小有才，然非远器，亦恐不得令终。」祖常犹未以为然。一日，邀集过其家，设宴，酒半，出荐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乐而罢。文宗崩，集在告，欲谋南还，弗果。幼君崩，大臣将立妥欢帖穆尔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诸老臣赴上都议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谢病归临川。
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兒、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讽集速去而已。伯璲后以用事败，杀其身，世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