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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提出要在将来进行其他直接接触，而它和尼泊尔之间的纠纷立即强化
了拉萨的孤立隔绝政策。
在1840、1842和1846年，尼泊尔曾请求北京给予支持以反对英国，但
是北京执行的是它的“一视同仁”政策；所以当1846年拉纳（昆瓦尔）家族
的忠格·巴哈杜尔夺取了政权，他便转而采取亲英的政策，甚至撤销了1847
年尼泊尔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贡使。然而在1852年他恢复了进贡使团，这
个使团带到中国的鸦片差不多价值三十万卢比，享受外交特权的免税待遇。
在使团于1854年转回加德满都时，带回了太平军起义的新闻，忠格·巴哈杜
尔认为加强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的时机已经到来（更有利的是因为英国正专
心致力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向北京提供反对太平军起义的军事援助遭到拒
绝之后，尼泊尔于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异想天开的借口是要从西藏人那里
得到尼泊尔为准备援助清朝的军队而花费的费用。忠格·巴哈杜尔还责备西
藏人破坏尼泊尔人的贸易权利，并提出了一系列过分的要求。没有清朝援助
的西藏人进行反击，战斗陷于僵持的困境。1856年缔结了结束战争的塔帕塔
利条约，它无疑和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很相似，它规定：免除关税；在
拉萨驻扎一位有治外法权的尼泊尔官员；特别是在尼泊尔人和所有其他居住
在西藏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争执时有裁决权。尼泊尔人可以和西藏妇女结婚。
与六城地区的察尔虎特人一样，这样的婚生男孩被认为是尼泊尔人，女孩则
被认为是西藏人。拉萨同意每年付给尼泊尔贡赋一万卢比。
西藏和多格拉人签订的条约已经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西藏…尼泊尔条
约则使北京感到加倍丢了脸。在尼泊尔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关于和平问题的
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说加德满都只和西藏人争吵，尼泊尔并不想反对清
朝。但是条约中的称谓敬语把尼泊尔王和清朝皇帝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
为了挽回清帝的面子，原文被修改成为他将“象过去一样受到尊敬（或尊
重）”。又对条约措词作了进一步修改，将尼泊尔为西藏防御提供军事援助
的“义务”限制在西藏受到除中国皇帝之外其他统治者的军队侵略时才适用，
① B。S。辛格：《查谟之狐》，第160 页；戴维斯：《印度报告》，第52 页。
② 拉姆：《近代不丹》，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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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驻藏大臣才在条约上盖了印。但是北京指令这位驻藏大臣对条约的不敬
①
之词假装痴聋，以免有损“国体”。
西藏人再一次孤立无援地保卫自己的领土，但是，尽管清朝在这一过程
中陷于某种困境，由于西藏人害怕英国人和尼泊尔人，他们还是继续向北京
当局表示忠诚的。1861年，拉萨加强了继续托庇于清帝国的决心，因为在那
一年英国侵略锡金，强迫签订了英国…锡金的通朗条约，使这个国家成为英国
的保护国。但是无论拉萨或北京都没有承认这个条约，在英国军队撤退后，
锡金统治者继续从拉萨接受封赏。②
在1862年，拉达克、锡金和不丹仍然是西藏的藩属，但是从喜马拉雅山
的另一边看来，不丹是独立的，拉达克和锡金由于条约规定是英属印度的属
国。拉萨是清朝的一个藩属，但也向尼泊尔进贡。尼泊尔是清朝的属国，但
在政治上与印度政府联盟。
在内部，西藏是安定的。青海湖的骚乱已在1854年被镇压下去。昌都地
区一场把波密统治者牵连进去的严重混乱，已在1859年被制止。西藏的作家
和画家断绝了外界影响而单纯地仍按自己的传统进行工作，继续从事各种形
式的文学、哲学注释、校勘学和宗教画。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新鲜的或革
新的内容。唯一值得注意的新成分是从中国本部来的，因为在十九世纪汉族
文化的影响增加了，并在西藏的图画、室内装饰、服装和烹饪中反映了出来。
①
但是即使在这里，汉族文化的输入成分只是影响了西藏的上层阶级。对于最
普通的平民来说，中国本部仍是遥远的地方。
即使在它的全盛期，清朝在西藏的力量也决未占压倒的优势。在十九世
纪六十年代，西藏人出于自身的原因仍然宁愿加强清帝国的象征性权威，并
使它看起来好象是名实相副的。
在十九世纪开始的前六、七十年中，清朝上述三个藩属的历史彼此之间
大异其趣。蒙古地区在清朝统治下衰落了，但保持着安定。新疆虽然境遇较
好，然而有叛乱。西藏的内部生活基本上仍未受清朝权力的影响。造成这些
差异的根源在于这些地区的自然特征以及满洲人在合并它们时本来目的的不
同。
在蒙古地区，清朝的目标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目的，即改造游牧民，使他
们不能威胁中国。在这方面，满洲人是成功的，但是蒙古人却付出了很大的
代价，从满洲地区到准噶尔地区的蒙族人口都减少了，牲畜和领土也减少了。
在新疆，满洲人只要求相安无事以及对清帝形式上的恭顺。但这些是不
可能达到的，因为东突厥斯坦人是一个远伸到四面八方的广大伊斯兰文明的
成员，而中国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向清帝国的基础
——皇帝的最高权威——挑战。清帝不是一个喇嘛教徒，却能做喇嘛教的合
法保护人而进行统治；但他不相信伊斯兰教，就不能在穆斯林世界起这种作
用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六城地区一直是“伊斯兰之家”。它的居民负有进行
圣战的义务。由一个非伊斯兰教信仰者来进行统治，只能暂时地被接受。接
壤而非中国军力所及的浩罕，甚至对短暂的和平相处也是一个障碍。为了它
自己的商业利益，浩罕汗国使喀什噶尔保持一种连续动荡不安的局势。虽然
① 罗斯：《尼泊尔：生存的战略》，第115、117 页。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329 页。
② 拉姆：《中印边境争议的渊源》，第24 页。
① 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30—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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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尔的圣战有大量自发的造反成分，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其他
大多数骚乱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浩罕。加之，六城地区的传统领袖都是穆斯林。
北京没有能够如同团结达赖喇嘛和蒙古诸汗那样将他们并入清朝的体制。玛
赫杜姆家族出没在帝国的边境。即使作为纳赫什班迪苏菲派来说，他们的教
义也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与此同时，别处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领袖们也
在从事圣战，例如反对锡克人和印度的英国人，在高加索反对俄国人；而且
他们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奥斯曼帝国、西部中亚和阿富汗斯坦正迅速扩
大政治影响。
在西藏，清帝的愿望是使自己成为黄教（蒙古人也属于黄教）的保护人。
西藏人对此是欣然从命的，因为在佛教徒看来，保护人是从属于僧侣团体的，
这样一来，每一边都可以把自己看成高于对方。和蒙古或新疆不同，西藏有
它自己本地的中央政府。西藏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满洲人
并未采取行动去削弱达赖喇嘛统治他的宗教国家的权力。正好相反，他们加
强他的权力。在整个十九世纪达赖喇嘛政府的力量增加了，北京支持拉萨去
努力排斥外国影响和保持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
物质利益在三个藩属的政治行为中只起很小的作用。虽然真正受苦难的
蒙古人也象东突厥斯坦人那样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不幸
归咎于此），但他们仍在等待运转时来。六城地区的穆斯林是滋事之辈，但
他们的叛乱似乎并不是由于任何相应的经济衰落造成的。西藏的商业经济和
寺院在清朝统治下明显地繁荣，但是没有什么根据认为这是拉萨政府要坚定
地依附清帝国的主要原因。
尽管清朝在亚洲腹地的权威是表面的，但对于保证来自中国本部的不断
增加的汉族移民——他们移住在内蒙、整个新疆及西藏东部边缘——的安全
来说，仍是足够强大的。从整体来看，尽管有叛乱和欧洲人的侵略，以及满
洲人的命运日益不济，但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段时间
仍是清帝国力量的伟大时期。
（陈高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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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清朝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
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
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
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
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
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
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
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