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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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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 
  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 
  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 
  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 
  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 
  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 
  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 
  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 
  是十九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 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 
  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 
  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 
  持地方秩序。 
       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 
  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 
            ① 
  大创举。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 
  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 
  一度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 
  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 
  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 
  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 
                                                  ② 
  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 
  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 
  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 
  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 

① 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1 期(1973 年5 月),第1—52 

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 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 第2 期(1974 年), 
第122—161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第13、17 页;卷3 第2、7、25、41 页;卷4 第1、7、15 页; 

 《奏稿》,卷2 第10、21、27—28 页。 

… Page 270…

  决心。 

                         曾国藩:考验中的儒家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 
  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 
  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 
  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书信中, 
  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 
  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①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 
  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 
  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 
  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 
  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 
  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 
                                                      ② 
  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 
  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 
  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 
  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礼 
  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 
  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 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 
       ① 
  节。由于理学总是有“内”“外”——即本质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国藩 
  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方面 
  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 
  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② 
       1853年1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 
  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 
  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 
  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 
                                                ③ 
  其塞绝横流之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于是曾国藩决定应用其经世致用术 
  的两个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质,又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 
  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 
  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这甚至比要求他 
  们具备军事经验的心情更为强烈。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 第6 — 8 页;《家书》,卷1 第59 页;又见《杂著》,卷2 第58 页。 
② 同上,《书札》,卷1 第1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 第4 页;卷2 第2 页;《年谱》,卷1 第17 页。 
② 沈陈汉音 (音):《1840—1852 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 第1 期 

 (1967 年11 月),第61—80 页,特别是第71 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第1 页。 

… Page 271…

  官和士兵。  ④ 
       为了管理他的陆军及其附属水师的粮饷,曾国藩经清帝的批准成立了一 
  个官僚机构。虽然他在一开始没有被封为钦差大臣,但他是领有钦命的。⑤ 
  这使他有足够的权力,可以给官员颁发札委和授给他们委员的头衔。曾国藩 
  还在他的大本营中设立一个“参谋部”,即绿营的营务处。在湘军进驻湖北 
  然后又进驻江西 后,不管曾国藩的大本营设在何处,都在附近城镇设立粮 
  台,以监管船运粮食。此外,在前沿阵地还有管理饷银和弹药的机构。① 
       曾国藩非常注意被委托办事的人的品质。他选拔一名对水战有一定经验 
  的下级绿营军官杨岳斌(1822—1890年)和与地方防务有过短期关系的生员 
  彭玉麟(1816—1890年)来指挥他的水师。尤其是彭玉麟,他证明是一名勇 
  猛、正直和谨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国藩的心意。曾国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 
  幕友来为营务处、粮台和各种特设的局办事,这些人名义上是他的“食客”, 
  并从他私人俸禄中支领酬金。曾国藩以善于把精干之士招进幕府和量才使用 
  他们而著称。他常常任命幕友至营务处或某个粮台任职,这样就把“食客” 
  转为有委员地位的政府官员并付给官俸。曾国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贪赃、 
  有实际才能而为人称道的“正人”来充当这样的管理人员。但实际上,他伤 
  感地发现,他不得不在湘军和绿营将领中放宽他的品行标准。他只有对手下 
  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才能彻底维持湘军的战斗力。但对这些挽救其战 
  斗力的办法,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难得给予承认的。 
       事实上,湘军的战斗力大大地被许多赞美它的编史者们夸大了。诚然, 
  湘军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举,遏制了太平军企图巩固沿江所有城市的 
  战略锐气。而1854年12月在湖北边缘的田家镇击溃庞大的太平军水师的战 
  绩也显示了曾国藩水师的质量。但当曾国藩沿江而下远征江西时,他被断然 
  阻挡住了。至少他的一半水师被围在鄱阳湖达两年多之久;而且尽管湘军中 
  最精锐的部队回师防守,太平军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曾国藩仍 
  继续被围在南昌,而由胡林翼 (当时的湖北省代理巡抚,后来又实授巡抚)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指挥大部分湘军作战。到 1856年6月,当驻在南京以 
  东并由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崩溃时(见第六章),湘军在江西和湖北同时也 
  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只是由于南京发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军施加的压力, 
  才得以避免一场灾难。除了湘军的水师以外,它的各支部队当时大部分被打 
  垮,虽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结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现了湘军暂时恢复元气的时期,它在两三年内扩充到四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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