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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地；因此，防止满洲边境不受汉族影响，并不可能保留住满族的信仰、文
化和传统。总之，到十九世纪之初尽人皆知，要阻止汉人移民、偷猎者和逃
犯前往满洲边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随着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迅速膨胀，汉民北移的运动加速了。由于满洲
南部的汉族农民已达饱和，越来越多的汉人更往北流。满洲边境当局不可能
阻挡这股洪流，便开始向定居的汉民征兵征税，即使这样，地方当局仍未通
过征收土地税来完全正式确 认这些定居者的地位。地方当局也有可能支持汉
民移往边境，这是因为前来定居者开发了满洲的经济资源，从而提供了额外
的收入。
到十八世纪末，吉林城镇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汉民，黑龙江也大
概如此。尽管公开禁止，清政府还是向满洲委派了汉族官员前去治理移民区。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 年》，第158—163、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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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00年，黑龙江以南的满洲几乎人人会说点汉语，许多满人甚至已经丢掉
了自己的母语，此即汉化的结果。蒙古人则散居在满洲一部分边远地区，过
着与定居汉民和满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只有他们才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
①
的影响。黑龙江的汉商虽然可用汉语同满人进行贸易，但是要同蒙古人作买
卖，还得学习蒙古语。黑龙江以北人烟稀少，生活原始，能说汉语的人一定
是很少的。清政府曾在 1765年派遣富僧阿到此地调查。他夸大其辞地报告
说：江北渺无人烟，其地严寒，水草牲畜俱无。②
满洲在地理上是非常有助于安置中国迅速膨胀的人口的。东北部土地肥
沃，尽管它的生长季节比清帝国其他农业地区短，满洲农民还是可以期望得
到适量的雨水。不仅如此，满族征服中国时曾征用大量的满洲人口，使得处
女地未被开垦，即便是已耕地，也由于农业技术比中国本部者简陋，产量仅
及汉族农民所得的一部分。
在十九世纪之初，东北边境森林为中国市场提供的人参和貂皮，比起满
洲的农业潜力更为人们所知。在十八世纪，毛皮和人参的供应量已经下降。
毛皮供应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人已经大量进入东西伯利亚。不过在1800
年时，合法的或走私的人参貂皮买卖也还兴隆。除此之外，满洲的山山水水
和森林还生产黄金、珠宝和木材，还有大量令人讨厌的蚊蚋和咬人的昆虫。
根据二十世纪的情况判断，疟疾一定也很流行，尤其是在满洲东部和黑龙江
流域，不过这种疾病对人口的影响尚不清楚。肺结核、天花和梅毒必定也是
很普遍的。①
“满洲”是欧洲人的称呼，而不是汉人或满人的称呼，这指的是满族王
朝的发祥地辽河地区和北部边境的部落民地区，包括按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
约所规定的黑龙江流域。满洲是中国行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称它
为东三省。因此根据法律来说，它不是一个附属国。奉天位于东三省最南部，
省会是盛京（今沈阳），同时也是清帝国的陪都，不过纯粹是名义上的都城。
这样一来，盛京也有一套由五部组成的行政机构，即户部、礼部、兵部、刑
部、工部，类似北京的六部，但缺吏部。这五个部分管满旗的许多事务，也
管理不断增加的汉人的民事事务。同时，奉天还设将军一人，他也有权治理
旗人，在许多方面与盛京的五部有重床叠屋之感。这便造成政事的冲突和混
乱，导致大量的治理不当，使得吏治腐化，官僚主义的弊端丛生。
满洲北部两省是吉林 （省会即称吉林）和黑龙江 （省会为齐齐哈尔）。
两省都由将军统理军政和民政。也与清代亚洲腹地其他地方一样，将军必须
由旗人充任：首先是满人，其次是蒙古人。他们管理旗人和汉民（农民和城
镇居民），也管理其他部落民地区。清政府不打算把那些部落编入旗制，因
此它们仍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组织。
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按照入关前的旧制 （除满洲）将满洲北部和东部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23、113 页；参见赛诺：《杂谈关于亚洲腹地的史学（Ⅰ）》，
载 《亚洲史杂志》，卷7 第2 期 （1973 年），第186 页。不过罗伯特·李是正确的。尽管1927 年豪沃还
用满文护照，但在二十世纪，讲满语的人是很罕见的。
② 见《大清高宗实录》，卷743 第4 页 （1765 年10 月4 日）。此条我参考了孟思明1949 年未发表的论文
《1858 年爱珲条约的签定》，第10 页。
① 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50 页（关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库页岛的天花和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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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落编为新旗，由满、蒙、汉人构成；又在归牙剌、北虎尔赫、赫哲、索
伦和锡伯等部，以及操蒙古语的达斡尔部，建立所谓新满洲旗，把他们编入
帝国的军队，受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指挥。这些编为旗兵的部落构成清军的一
部分，得到免税的旗田以维持生计。他们参加吉林和黑龙江一年一度的冬狩，
由将军直接统率。除了在黑龙江行猎的旗人外，他们不纳贡。这些行猎的旗
人是特殊的一类，既充当满人正规戍军的辅助力量，同时又被要求进献贡物：
清政府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各户人口多少来征收贡品的。
在边远的黑龙江流域和濒海地区，把所有部落都编入旗制是不现实的，
因此清政府只满足于将它们视为国内的纳贡者，实际上让它们自行其是。毛
皮，特别是昂贵的黑貂皮和黑狐皮，要定期向清廷进贡以示忠顺。有时也许
可这些部落民进京纳贡，由理藩院负责管理贡使，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则由
各部落将贡品送到指定交纳地点，主要的地点是三姓、德棱或穆棱。清朝的
收税官就在这里挑拣上等皮毛，不够标准的都听任出卖。这样一来，那些收
纳贡品的地点便发展成为定期集市，汉人和蒙古人都定期前来贸易。清廷回
赏之物对满洲边境来说是奢侈品，它们的市场价格高昂；因此，那些部落酋
长通常都将其出卖。例如濒海地区的头人，一般都把清帝回赏之物卖给日本
①
官吏以换取毛皮，再卖给汉商。为使满洲北部诸部落同清帝国连系在一起，
清廷还授以爵勋。起初，还把满族姑娘嫁给部落酋长，以联姻来联盟，但是
过了十九世纪初就不再采取这种方式了。
1800年之际的满洲社会，主要是由三大集团组成，即旗人、汉人和部落
民，他们又各自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从人种学来说，他们也互不相同。旗
人包括信仰萨满教的满族，绝大部分信仰西藏黄教 （格鲁派）的蒙族，和信
仰佛教、儒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的汉族。部落民有几种宗教，但是一般都归之
于萨满教；他们的族源很杂，大多数讲通古斯语，但住在库页岛和黑龙江下
游的基里雅克人 （吉列迷人）则操一种与通古斯语无关的语言。
在表面上旗人作为创建大清帝国的成员，在社会上高人一头，但实际上
只有他们的高级官吏即上层军人才能如此，只有他们在社会影响和政治权威
方面才在整个满洲名列前茅。大多数在旗军官都是来自满洲的旗人，至少在
吉林和黑龙江是这样。然而最高层官员照例是来自北京的旗人，他们比其满
洲同胞的汉化程度要高得多，也要老练得多。中国本土的满人接受的是汉式
教育，在清帝国的大多数地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即已取决于此；但
是在满洲，学校只教满语加练武，仅有少数私人教育是例外。尽管十七、十
八世纪产生了一批满文文学 （包括大量翻译和文艺作品），但要创造一种成
熟的满文文学的努力却终归失败。二十世纪以前，政府文件中一直以日益僵
化和没有生气的方式使用着满文，但满文教育的用处则很有限。清政府为那
些受过汉式教育并通过府考的满洲旗人规定了录取的名额，而且随着人口的
增长，这名额也逐渐增加。但是，学得很好的旗人很少，即使是那些够格的
也必须去盛京赶考，因此这府一级的考生也是寥寥无几的。有资格去北京应
省试的考生就更少了。
满洲的汉民主要是农民、商人、手工匠和流放的官员。其中绝大多数是
农民，而且我们可以料到，绝大多数汉民集中在奉天省，其次是在吉林省，
只有极少量的汉人在黑龙江省。在整个十八世纪，随着满洲的汉民不断增加，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47—48 页。本节主要依据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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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也逐渐增多，到了十九世纪之初，满洲的城镇化已初见端倪。当然，最
重要的城市是在南部，特别是在盛京；不过，吉林、宁古塔和齐齐哈尔也在
发展。1799年设立了长春厅，作为管理周围地区定居汉民的行政 中心。这
些城市不仅是军政治所，又是市场中心、各种手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基地以及
娱乐场所：这里赌风盛行，性道德也比在中国本土松弛。
在1800年的满洲，富有的汉商居于社会上层，仅次于高级旗人官员。他
们同旗人官员在社会、文化和商业方面有很多联系，官商之间往往平等相待。
满洲的汉人社会是没有根基的移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