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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统的中国价值标准遭到象征性的和实际行动的攻击。在产生许多捻军领袖
的亳州和蒙城地区，清朝官员发现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庙宇近来被大事
修缮，庙内只供奉盗跖（春秋时期的著名盗寇，中国文献称他为“举世大盗”），
因而大为震惊。但捻军军纪都禁止擅自掠夺村庄和强奸妇女，犯者处死。许
②
多领袖显然都拥护“劫富济贫”这句传统的绿林口号。此外，人们都盛传，
许多下层捻军头子宁死不愿出卖战友，甚至牺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当时
在安徽指挥战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1863年）见到捻军视死如归的情景感
到惊愕。他说：“每遇行刑，谈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恋骨肉之情。”
③
他的儿子袁保恒写道，捻军“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义”。这种有骨气的态度所
表现的力量，无疑是捻军能吸引那么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们在1855年后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么多村社，这必须归因于清
帝国鼓励团练自卫组织在华北采用的出人意外的形式。在广东、湖南或江西
省，上层绅士常主动组织团练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东和直隶等省则不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21—23 、26—27 页。关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者发现的告示，见附录，
第241—243 页，此告示最先发表于《进步日报》，1951 年2 月3 日。
② 袁甲三： 《端敏公集·奏议》，卷5 第31—32 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跋，第244—245 页，
特别是第六条。蒋湘南： 《蒋子潇先生遗集》，重印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1 册第323 页。
③ 袁甲三： 《端敏公集·奏议》，卷2 第40—41 页；卷5 第31 页。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卷1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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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显贵士绅很少真正愿意亲自采取这样的措施。很明显，异端的白莲教传
统在华北农民中的影响，比三合会在广东或湖南农民中的影响要广泛得多。
农村的动乱非常普遍，所以拥有大量家财的显贵士绅都不愿把武装和不可靠
的人安置在周围。华北的大绅士非常愿意住在城市，在城里兴办城团或练勇。
①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只从事旱地耕作，农村或市镇最宜于建
立周围有沟壕的圩或寨来保护自己免遭骑兵的袭扰。围墙很结实 （一般只高
七、八英尺），可以用砖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除非放下吊桥，否则不易
越过约十五英尺的深沟。圩寨内部权力往往集中在团练首领之手，他们通常
是大宗族的成员，但其身分甚至不一定是小绅士。一个圩寨团练领袖的称号
为团总或团长，而指挥一批团练的将领被称为练总。当时一名有见地的作者
曾这样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择诸少年豪侠习技击，而以一人总其事，谓
之练总，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产。”②
团练头子的这些行为在某些方面与捻军的头目相似。
皖北的清军将领发现农村的团练并不是补充人力的方便来源，这并不令
人奇怪。他们组织的大部分团勇都是城市贫民，这些人中间的异端影响并不
是根深蒂固的。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进士和深受曾国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
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国藩在湖南的作为，即吸收农村人力组成一支新的帝国军
队。他从农村民团中选人，组成各有七百人的五个营，每营各有自己的响亮
的名称：“忠仁”、“忠义”、“忠礼”、“忠智”和“忠信”。但这五个
营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捻军时遭到惨败。袁甲三不得不把这支三千五百人
的军队“暂时解甲归田”。此后，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调归他指挥的绿营军以
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③
1856至1859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
清军只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捻军农村根据地约四千平方
英里。村长都放弃了以前的民团官衔，改称“圩主”。捻军在自己的组织内
称村社领袖为“堂主”，军事头目为“旗主”。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层的等级
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称号前冠以“大”或“小”字，来主要表示所掌
①
握权力的大小。捻军“旗主”定期召集亲捻军的村社领袖开会。各人要保证
本村社为征讨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
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份，每匹马得两份。然
后为“装旗”而聚集欢宴。聚会时设台演戏，摆宴庆功，接着可能又去进行
冒险活动。
研究1863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
这反映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
① 邓永康：《1853—1863 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 年）和孟传铸（1910）
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 册第171—172、300—303 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 第1 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 第40、51、55—56 页；卷4 第12 页；卷8 第2、4、14—15、19—20、
36、42、51 页；《函牍》，卷1 第9、12、16、19、27 页。
① 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858 年在雉河附近
被架走；见范文澜编： 《捻军》，第1 册第348—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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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张乐行尽管称为“盟主”，不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目，而且在1856至
1862年这六年中他宁愿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年
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象这样的人在捻
军领袖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
龚得（传奇式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
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太平军结盟的道路。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年3月1
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
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军守卫
淮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但在1858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
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
（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的水道）。张乐行可能
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太平军那里取
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这时他
仍占有淮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
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
①
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
清叛逆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
在 1863年死去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
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年崭露头角而成为
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
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
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团练局”。他象捻军一
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年，苗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
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他受封负责四川“川
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对袁甲三保举
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1860年10月前后当他知道咸丰
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就自认为是富
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
“五旗十四营”的练军十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
①
要求，“两淮盐卡，霖请私焉”。12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
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1861年3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
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
1861年10月还是占领了寿州。
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爵位，并
且已经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年9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
运转。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月
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军。5月15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
根据地时，在城门口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旋即被捕解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