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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重骑术。张宗禹虽然在1863年6月收复了雉河，但在8月份决定“空
其巢”并回到河南南部。大批捻军带着家眷，有的甚至带着同族的人追随他
前往。李鸿章后来说：“捻以走为业……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
②
成猾劲。” 捻军事实上已成为专业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单由张宗禹率领的部队据说已超过万人，其中有数千名骑
兵。此后，数量比太平军骑兵多得多的捻军骑兵前往湖北。追赶捻军和太平
军新别动队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担心的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他这时拥
有五千多匹马。1865年5月，在不断追击敌人达两月之久以后，这位亲王在
① 《豫军纪略》，卷1。3 第8 — 9 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38、40、46 页。罗尔纲：《太平天国新
军的运动战》，特别是它的序言。
① 张珊：《关于捻军的组织问题》，载《安徽史学通讯》，第14 期 （1959 年12 月），第34—38 页；关
于捻军的运动战，见同上，第39—50 页。张珊的证据与一名芝罘的中国人的叙述是一致的，此人在1867
年与赖文光的部队一起度过了两周；美国芝罘领事馆快信第33 号，1867 年8 月24 日。
② 《豫军纪略》，卷9。13 第8—10 页；卷10。14 第1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195 第22 页。《李文忠公
全集·朋僚函稿》，卷7 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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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捻军一次巧妙的伏击而身亡。他死后只剩下两千
匹马还在官军的手中。他部下的许多满洲骑兵实际上已携马潜逃，投奔了捻
军。③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清廷剿捻之战的转折点是1865年5月25日任命曾国
藩为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这是僧格林沁死后五天的事。对这位老政治家的
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认识到北京自身的安全这时要依靠汉族官员了。在 1860
至1861年，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巡抚已由汉人担任。1863年，刚被擢升为驻
扎广州的总督、前湘军将领刘长佑转任直隶总督，这个职务是很少由汉人来
担任的。曾国藩担任了拥有安徽、山东和河南三省军权的钦差大臣是这一趋
势的标志。李鸿章所指挥的仍有六万名之众的淮军以及在曾国藩麾下效劳的
李鸿章的将领，这时是王朝安全的保障。三十多营淮军此时奉命向山东省疾
进。6月6日，李鸿章派约六千名士兵乘四艘轮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
里面有一千名步枪手和炮手，他们拥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过
英国人的训练。现代武器显然压倒了捻军的骑兵。据李鸿章的一名将官回忆
当时的情景：“悍贼奄忽而至，驰骤如风雨”，但被“连环枪炮”所阻，而
且实际上被击溃了。①
许多历史学家曾把捻军的失败归因于曾国藩在1865至1866年制定的政
②
策——首先，用笼络百姓及圩主的办法来控制皖北的圩寨。他悬赏搜集捻军
首领的情报，并宽恕那些因贫困或受裹胁而偶然跟从捻军的人。他要圩寨坚
守壁垒和保护里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粮秣，使之不落入捻军之手，这是传统的
“坚壁清野”战略。新的圩寨村长由居民提名，知县批准，钦差大臣亲自发
给职衔执照。村长然后不但编制倡首为敌者及“甘心从逆”者的“莠民册”，
而且编制包括“自新”的原捻军追随者和“全未从匪者”的“良民册”。取
得“良民”身分必须有五户愿在村长前为他具结担保，而村长则向知县具结。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曾国藩专门派人充当他的“委员”去捻军大
批出没的村庄调查，并与知县和“耆绅”咨商，查获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动分
子。到1866年8月，经过十三个月的工作后，蒙城有五十九名捻军“惯匪”，
毫州有四十六名，颍州有五名被捕和处决，惟徐州一名未获。有些委员仅作
了调查姿态。他们既未得到知县也未得到“耆绅”的合作。在许多地方，新
的村长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原来的“圩主”，只不过没有再被认出是捻军罢了。
曾国藩因一些“莠民”实际上就是绿营士兵而感到震惊，同时对有些委员不
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①
曾国藩“调查”圩寨的结果不论在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有成效的，因为捻
军在1865年7月已经离开他们的老窝，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失踪，再加上
帝国军队的日益加强，基本上说明了在侠盗的这些旧巢窟中又恢复了旧秩
序。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195 第22 页；卷205 第12、13 页；卷211 第15、16 页；卷214 第33—34 页；
卷232 第20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 第5 页。
① 见李鸿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礼》，第22—24 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序言卷《自述》，第
18—19 页。
② 蒋湘泽：《捻军叛乱》，第101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第26—30 页；《奏稿》，卷30 第51—52 页；《批牍》，卷3 第40—
43、45—46 、48—50 、51—53、55—56、68—69 页；卷4 第1、2、5 页；《书札》，卷13 第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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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指挥剿捻战争的十七个月中，他还被认为对清廷的胜利贡献了
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实施封锁的战略。他在1865年7月提议，他最精锐
的部队不应追击捻军，而应守住四个关键基地，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
山东的济宁和河南的周家口。一年后，即在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提出
要选择一些航道作为自然屏障，来限制叛乱者的活动。最早论述“画河圈地”
的人可能是一度当过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把李鸿章最后战胜捻军的原因
②
归之于曾国藩的战略，而罗尔纲等人是赞同这种意见的。但这种说法把问题
搞乱了。因为曾国藩的河流封锁战略是利用军队以及河流、河坝和运河来阻
止捻军进入重要的、但防守薄弱的地区，而李鸿章后来在1867至1868年实
施的战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说的“觅地兜围”这个词来描述则更为恰当。他更
多地利用骑兵和大炮来包围捻军，同时依靠河流和运河来阻止他们的逃窜。
曾国藩从江苏徐州派军守卫四个省的十三个府，它们是通向直隶省和北
京的必经之地。捻军骑兵这时依靠自己的机动性更甚于依靠民众的支持，这
是因为清廷在华北部署了新的地方军队，民众起义的次数少得多了。因此，
剿捻战争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捻军的运动速度和巧妙的战术与清军——特别
是淮军——拥有现代武器的对应优势两者的较量。曾国藩估计捻军骑兵每日
能驰骋一百五十里。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捻军仍缺乏火药武器。他自我
安慰道，“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
曾国藩认为，捻军强烈地希望进入繁荣的山东沿海区。赖文光认为太平
军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坏了他们与外国人达成的和平协议。也许赖文
光在1866至1867年希望与西方人友好接触并在芝罘取得他们的武器。1866
年5月捻军企图进入山东，但被刘铭传击退，捻军的骑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
要炮手毕乃尔 （法国人，此时改隶清朝并当了总兵）的炮击。曾国藩建议沿
运河建造河堤和设置木制障碍，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捻军不能越过。
他在7月间把大本营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后，提议要河南也设置河防。军队要
守卫两条实际上连接的河道（颍河和贾鲁河），它们组成了一条从淮河几乎
直达黄河的航线。他希望切断捻军进入东部平原的途径，使剿捻更加有力。
曾国藩的战略计划迅速被北京批准，但它不到两个月就落了空；同时也
说明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9月24日，全部捻军在三个最高头目张宗禹、
任柱和赖文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
月1日曾国藩提出让在南京的代理总督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
军将领更加努力作战。他认识到，李鸿章与刘铭传等真正的军人打交道，能
比自己更见成效。他还提出，要让1866年3月以来任湖北巡抚的兄弟曾国荃
在河南的战事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在致李鸿章的机密信中说：“贼匪之
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
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战略已经失败，他只能再使用他那旧的
和经过试验的办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鸿
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①
② 赵烈文为周世澄的 《淮军平捻记》写的序言。罗尔纳：《捻军的运动战》，第51—52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 第19、20、30 页；《书札》，卷13 第17、21、22、34 页。赖文光的
“自述”，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 册第863 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第13—19、23、
30—33 页；《家书》，卷10 第32—33 页。关于毕乃尔，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 第59—60 页。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 第24—25 、 36—43 页；《家书》，卷10 第28、37—38 页；《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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