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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丁文诚公遗集》，卷7 第23—24 、37 页。钱鼎铭的奏折，引自罗尔纲的《绿营兵志》，第204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7—88、124 页。
② 王兰荫：《河北省书院志初稿》，载《师大月刊》，第25 期（1936 年2 月），第1—63 页；第29 期（1936
年9 月），第1—105 页。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67—74、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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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有价值。尽管陈澧非常爱好训诂考据，却仍持通常的见解，认为汉代甚
至唐代学者早已掌握了儒家经籍中的真谛。因此，与经学本身及宋代的注疏
一样，他们的各种注疏对学者也有帮助。事实上对大部分学者来说，集中研
究某一种经书，再辅以标准的注疏，要比浏览许多古典经籍更为可取。使人
感到矛盾的是，陈澧就这样把自己严谨的训诂考据与古代经学中近乎神秘的
①
信仰结合起来了。在整个同治时期，当陈澧继续在重建的学海堂任教并主管
了一个从事高级学术的新书院（1867年广州盐政使创办的菊坡精舍）时，他
的影响迅速扩大。他提出关于只习一经而再辅以注疏的主张，本质上就是
1863年的进士和1873至1876年的四川学政张之洞这个年轻人，应用于他在
四川省创办的一所新书院的宗旨。②
同治时期的学术界中，在1864年被李鸿章任命为苏州正谊书院山长的冯
桂芬 （1809—1874年）代表了另一种倾向。当1863年他在江苏推行田赋改
革时，事实上他已有了一项较全面而激进的改革计划。他在1840年成为翰林
前曾当过江苏省某些官员的幕友达七年之久，他最初只是一名知县的幕友。
他主张研究经世治国之道，推崇顾炎武的论述地方吏治和社会问题的文章。
①
到1861年末，他完成了四十篇文章并汇编成集，名为《校邠庐抗议》。他
所提出的具体改革要比魏源激进得多 （见第三章）。他对西方国家的力量和
制度的赞赏更甚于魏源。魏源对旨在使国家富强的行政和军事效能似乎已有
一种准法家式的酷嗜心理，而冯桂芬应付西方侵略挑战的心情虽然与魏源同
样迫切，但他还关心着人民的福利，特别是小自耕农的福利，因为他认为这
些人是社会的支柱。他的论文无情地抨击了造成严重弊端的顽固的清代制
度：如微薄的官俸、官场上惊人的繁文缛节、受人蔑视但能发财致富的衙门
吏役、捐纳官职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不公平的赋税等。他的激进建议中有这
样一条：以称为“幕职”的文人（选自在乡试中不幸落第的生员）来代替全
部衙门胥吏。为了激励这类属员能有良好的表现和行为，他们在职九年后应
有机会升入仁宦正途。冯桂芬还进一步提议，县以下基层机构中那些甚至没
有小绅士地位的“董”，应由村民用片楮选出。“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
家公举一正董。”这类民选官员支领月俸，每人任期三年，并有权在土神祠
中会同农村耆绅审断争端。这一级的基层政府再以巡检来充实。巡检从获得
低级功名并当过县级幕职的人中选出，有权受理五千多户的上诉和作出较轻
②
的惩处。冯桂芬这些引人注目的建议如被采纳，就可减轻知县个人的工作
重担，延长他们的任期，清除衙役的许多积弊。
陈澧的汉学观点在同治时期风靡一时，在苏州书院的冯桂芬却只能无可
奈何地眼看着他设法要清除的积弊仍在盛行。1862年冯桂芬送给曾国藩一份
手稿，要求曾国藩作序以示赞同。曾国藩看了十几篇文章后发现他的主张实
难付诸实施，所以直到1864年收复南京以后才答复。但曾国藩确实把冯桂芬
① 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67—69、90、97 页。陈澧：《东塾集》，卷2 第14、28—30 页。钱
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 册第602、607、614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经13—15 页；卷213 第21—22 、24 页。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
的教育改革》，第50—54 页。
① 记述冯桂芬传记的最佳著作依然是百濑弘的《论冯桂芬及其著述》，载《东亚论丛》第2 期（1940 年）。
关于《校邠庐抗议》书名的意义，见冯桂芬的自序，1898 年版第4 页。
② 同上，特别是卷1 第13—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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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或几篇）文章的副本送给他的朋友、博学的军机大臣李棠阶。李棠阶
给军机处同僚的一份帖子只提到了冯桂芬建议中的一个问题，即以有功名的
人取代京畿各部胥吏的可取性。但他指出，“然非朝廷彻底盘算，握定主意，
①
不为浮议所淆夺，则必不能行”。 实际上冯桂芬很谨慎，未发表他的《校邠
庐抗议》，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除了在书院讲授经史外，主要对语文学和西
方数学（根据当时能得到的中文译文）进行了专心致志的研究。只是在他1874
年去世以后，他的几个儿子才决定将《抗议》一书中比较不招物议的一半连
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付印。《抗议》的全文到1885年才发表，但是即使在那
时，他的较重要的建议也未被最讲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予以认真采纳。②
当冯桂芬和陈澧在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方面发生分歧时，活到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的曾国藩却信奉另一学术重点。甚至在忠君之士中，他晚年也看到
过丑恶，还被迫作出过许多妥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他又恢复了原来的
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
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
属地位。1869年8月他任直隶总督时，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劝学篇，示
直隶士子》，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一、经过
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二、考据；三、辞章；四、经世致用之学（经
济）。但曾国藩着重指出，一定要把个人以全部才能献身于维护“伦纪”的
行动看得比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更重要，而这种献身行为只有通过立志和居
敬，通过履行程朱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
乎其中矣。”陈澧主张通过汉、唐、宋代的注疏研究经学；曾国藩则不同，
他宁取朱熹的注疏以及这位圣人自己的哲学著作。但他不反对那些服膺朱熹
学说的人去搞考据或辞章，也不反对为此目的而去研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他认为这两书合起来能提供经世致用之学的详尽
①
无遗的明确知识。曾国藩与冯桂芬不同，他的战时经验使他深感在固有制度
范围内进行调整有着局限性。因为这个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以致它有了礼的
神圣性质。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清帝的支持，清政府的措施毕竟全力以赴
地使湘军和淮军取得了胜利。曾国藩只有赞助把原来的政体全部保存下来的
一途。
根据这种情况，芮玛丽的卓见仍会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正
是她最终论定，清代的中兴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
②
次巨大努力……这个时代的伟人们看到了正在扩大的阴影中的胜利”。早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旧秩序在江苏、山东和直隶等省已经明显地恢复。苏
松太地区的“大户”继续逃税；衙役们又活跃于山东，又在包揽税收和中饱
浮收；连直隶省在内的小绅士都感到进一步获取举人功名无望，就充当包税
人或搬弄是非的讼棍或讼师，与衙役或相勾结，或相倾轧。新的大规模叛乱
没有再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已经拥有西方武器的许多省的勇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3 第1428 页，1862 年11 月8 日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3 第7 页。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5 第17—18 页。
② 但熟识冯桂芬的丁日昌在1868 年曾奏请专门开科考试法律，以征召新胥吏，并应准许有功名者应试；丁
日昌：《丁中丞政书》，卷5 第20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第57—58 页；《书札》，卷32 第29—32 页。
②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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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营，甚至重新受训练的绿营军。同时，由于王朝加紧对官员人事的控制，总
督和巡抚曾因设法改进吏治而扩大自己在任命地方官员的作用方面的灵活性
越来越受到限制。大半辈子搜罗“人才”的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之前哀叹，
随着大部分地方恢复了和平，日子比较好过了，可是能够激励真才实学的挑
战也不常见了。他说：“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需援资按
②
序，各循常调。”虽然仍须把曾国藩的一生视为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经世致
用之学的胜利，但他的成就实际上是由于清帝在战时给予的支持和灵活性才
取得的。由于传统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