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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堂。1870年曾国藩得到清帝的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并调给
它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军舰，甚至还有几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军舰。南
洋通商大臣此时是大部分自强计划的实际协调者。然而福州是一个独立的中
心。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底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
经办，为此沈葆桢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但是，沈葆桢在争取新任闽浙总
督和福建巡抚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困难。
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
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李鸿章取得了曾国藩的合作 （后者以前曾接受了李
鸿章关于考虑江南制造总局各项新计划的建议，并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得到
敕准选派青年学生赴美受训）。李鸿章对华北以外的事务也有所干预，这在
行政管理方面有词可托，因为通商大臣的体制并无明确规定。由于北洋通商
大臣有保卫畿辅重地的职责，李鸿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联系，商讨有关防
务乃至贸易事务，尽管上海不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还由于江南制造总局是
李鸿章1865年奏请批准创办的，所以他被公认为对这个兵工厂的事务有发言
权，虽然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南洋通商大臣。还由于赴美留学使团是根据曾国
藩、李鸿章 1872年的联名上奏批准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
①
监管。 曾国藩死于1872年3月，其后不论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
①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载《大陆杂志》，卷20 第5 期 （1960 年3 月），第
15 页。关于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们所实际遵从的程度，还需要进行研究。
① 见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厂的计划》，载《香港中文大学汉语研究所杂志》，卷4 第1 期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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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李鸿章都尽可能设法与他们合作。两江衙门掌管着漕粮，而李鸿章的
轮船招商局（1873年初期成立）却依赖着它所享有的漕粮北运的特权。更为
重要的是，江苏省的厘金不断为淮军提供大部分的年度军费开支。尽管十九
世纪七十年代初淮军驻扎在五个省份（而且在直隶只有一万五千人），但建
立这支军队的李鸿章却被清帝视为它的协调者。
1872年1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都遭到朝廷大臣
们的攻击。这时，李鸿章、曾国藩二人都出来为之辩护。李鸿章本人与福州
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联合起来，特地向军机大臣们呼吁继续对福州船政
局给以财力支持。在1874年与日本冲突而发生的台湾危机期间，李、沈二人
都上疏为自强运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新的海军规划，用
洋机器采矿，以及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 （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试中增设算
学新科的倡议；李则提议在沿海和长江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
②
授予文职官衔）。虽然最后的这些提议未受朝廷重视，但新的海军规划却得
到批准，并且有两项采矿工程被授权进行。最使李鸿章高兴的是，在他的保
举下，沈葆桢1875年5月被委任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时李、沈二
人又分别被特加为北洋和南洋防务大臣。1876年9月，李鸿章保举的另一个
人丁日昌被委任为福州船政局 （此时划归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辖）的督办船
政大臣。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为福建巡抚，并负责改进台湾的防务。李、沈
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强活动中——例如，在海军计划和派遣学员
到欧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作。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作为通商大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显然他们对政
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北京的支持。总理衙门热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
些建议，但对他们的另一些建议要么不关心，要么感到办不到。例如关于资
助福州船政局的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
①
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
1875年5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乃至在各
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但是，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
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致使它们得不到进一步的讨论。是年冬，李鸿章
赴京师谒晤恭邸，请先试造在江苏一地到北京的铁路，以确保重要物资的转
输。李回忆说：“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
②
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在朝的顽固派显然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
真考虑的力量。虽然如此，李鸿章仍然发展了与恭亲王、文祥的工作关系，
而且也增进了与沈桂芬和宝洌Я轿痪蟪嫉墓叵担运哪臣赶罴苹贰�
实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时，他才发现为了推动其兴建海军和发展工业的计
划，必须与醇亲王联合，以便赢得慈禧本人的欢心。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是钦差大臣，但他们却没有管辖其他督抚的权
力。丁日昌是一个亲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们的猛烈攻击并在 1878
年决定辞去巡抚职务。部分是由于有李鸿章的荐举，才使三名前淮军将领在
年），第215 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收于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84—87 页。
② 沈珂编： 《先文肃公政书续编》。奏折的日期是1874 年12 月。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96 页。
① 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68 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85 页。
② 刘广京： 《李鸿章在直隶》，第101 页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 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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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巡抚：1872—1874年张树声任江苏巡抚，1874—1878
年刘秉璋任江西巡抚，1876—1877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李鸿章经常写信给
这些人和在各省与之友好的其他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洋机器采矿。许
多人在建造兵工厂方面向李鸿章求助，以此作为响应；但在采矿，特别在开
办讲授西学学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积极支持鼓励，否则各省官员很少有
人采取行动。①
赫德和关税
尽管自强的倡议必须由开明的满汉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国的某些洋人对
推动和促进这些活动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英国外
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佣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议的内容，不仅涉
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
的问题。有名的1865—1866年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
研究并供各省官员讨论。备忘录建议实行某些内政改革，并特别强调必须派
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然
而赫德和威妥玛又提出，这些新技术应靠西方的企业引进，并应鼓励在这些
领域内进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玛建议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
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业。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
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在谈到西方
提出关于修改中英条约的要求时，他只建议中国在自己的铁矿和煤矿中雇佣
外国工程师。①
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中国传
统的关税管理每年必须为内务府提供“盈余”，所以因贪污行贿而声名狼藉。
自1861年因李泰国请假回国而由赫德接管以来，各通商口岸的新海关事实上
是由他创办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由上海迁到北京。根据清帝批准的“关
于招聘洋人协助海关税收管理规定”，赫德继续享有管理海关全体职员的大
权。外国职员——从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到帮办和潮汐观测人员——以及华
人帮办和职员，都根据赫德制定和认真执行的业务条例归他调配管理。赫德
再三提醒他的部属，他们从中国政府领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国政府的雇员”。
征收的关税都解往由华人海关督办 （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台）管理的中国
海关银行。但关税的估算以及帐目和报告的编制都由赫德的部属来进行，他
们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确保帐目准确无误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截至1875
年，海关的洋员增到408人，华人职员增到1，417人，而在十年之后，则分
别为524人和2，075人。其间，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八百三
十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一千二百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万两。
②
① 关于京官们对丁日昌的攻击，见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4—245、361—362 页。在李鸿章
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与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评为虽然“端谨”，但回避实际责任；关于这一突
出的例子，见李在1875 年2 月给巡抚刘秉璋的信，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 第3 — 5 页。
① 毕乃德：《1867—1868 年的秘密通信：中国的主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