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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欧。 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把
船政学堂三十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三年，以从海关关税
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二十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两个月之内
就有三十余人启程，由李凤苞任赴欧学生监督；李凤苞是一位“候补道台”，
在江南制造局受过训，并且受过日意格的训练。③
和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的规划在性质上更加实际；这次李鸿章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中国舰长，以便驾驶从欧洲定购的近代兵舰。尽管如
此，李鸿章和沈葆桢还是对清帝说，他们要鼓励一些学生学习化学、采矿等
④
专业。包括严复在内的六名福州学员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在志愿成
为造船工程师的 学员中，有四名在法国瑟堡造船学校学习，有五名在土伦海
军船厂学习。但是还有五名福州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结业：这至少
是从仅仅对海军的关注扩展到了更基本的问题上。罗丰禄和严复一样，是船
政学堂“英文班”初期才学出众的毕业生，他放弃航海学，改在伦敦英王学
院攻读政治和化学。在此期间，从1877至1880年，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1844
—1900年）在巴黎学习法律和政治。①
在1882、1886和1897年，又有福州培训的学生相继赴欧，进行为期三
年或者六年的学习。显然，这些学生年龄比较成熟，出国期限也比较短暂，
因而与在康涅狄格州留学使团学生的经历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这些开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经过训
练的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
用。他们使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前进了一点，就此而论，他们推
进了中国的自强事业。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自强新政作为中
国对付外国问题的一项政策，比起六十年代时期来，已经变得大为多样化和
复杂化了。中国国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采用了西方技术，它开始使努力的中
心从防务转移到工业化方面。这就要求在历史学家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点
有一个相应的转移，因为中国国内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涉及的
问题，其范围比自强新政的倡导者最初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预想的要更为
广泛 （参看下一卷）。
（朱玲玲、谢保成、谢绵绵译）
② 《船政奏议汇编》，卷12 第9 页。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 第33 页；卷16 第3、35—36 页；《奏稿》，卷82 第20—31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29—230 页。
④ 在被视为适合学生选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国际法，参看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
第21 页。
①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33—235 页。《船政奏议汇编》，卷18 第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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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墓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
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
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
效劳。那末，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
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
是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
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全都有这种信念。他们的区别不在最终目标，而在用以达到此目标的策略。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不
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绝大多数传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国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
不能够对它进行有意义的改造。他们乐此不倦地传布宗教信仰，有把改变世
俗事务置于次要地位之势。虽然他们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十分保守，但是他们
在中国舞台上的影响却与保守南辕而北辙。因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要求特
别苛刻，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公然反对祖先崇祀的人。只有人数非常少的
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够容忍、甚至欣赏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认为自
己的任务与其说是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来“完善”它。然而说来也奇怪，
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传教士，正是那些极力主张必须对中国生活方式进行大
整大改的人。
所以，虽然有些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
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质来说，所有传教士都向传统
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受威胁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
任何其他原因。
感到受威胁的中国人有这么多，但不是全体中国人都这样。而且也不是
无限期地感到受这种威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西方的入侵问题开始在中国知
识分子心目中越来越占有中心位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
革。对于旧制度的信念变得淡薄了，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
话），许多人开始热望出现一个新的中国。这些新近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人
对于仍在力图拯救中国人灵魂的“福音派传教士”依然怀有敌意，不过不如
以前那样富有战斗性。但是，他们对于为拯救中国而工作了一个世代以上的
“世俗派传教士”则表现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态度。甚至在一个短暂的、然
而是热情的时期内，他们还变成了这种传教士的门徒。
因此，传教事业的影响极为复杂，如果只用一种观点来理解它，就只能
模糊它的真正性质。实际上，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
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而且，这些影响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时因
地而异，这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条件的变化，部分地反映了传教事业本身性质
的演变。以下我们首先讨论传教事业性质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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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事业
起源和早期历史
在近代中国进行的传教事业只是它的世界范围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
由许多渠道形成：宗教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当然，基督教始终主张全人类
的得救，因而它具有传布教义的动力。但是，要使这种动力大规模地实现，
必须具备某些历史前提。传教活动需要经费资助，需要组织指导。必须克服
长途跋涉的技术障碍，正如必须克服妨碍传教工作中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一
样。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西方人必须对非基督教世界有足够的关心，使他们
愿意积极去参加拯救灵魂的工作。
罗马天主教
这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的方式，与现代欧洲文明兴起的历史，与它空前
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它想要发现和改造这个世界的强烈动机是分不开
的。在蒙古人统治时代，早期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此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
活动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积极地开始了，当时允许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1552—1610年）进入中国。不久，其他天主教教派的传教士都加入利玛窦
及其同事的事业，揭开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工作时代。这个时期与后来在华传
教活动的时期有几个主要方面大不相同。首先，虽然国籍和方法的不同造成
了传教士之间相当大的不和，但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体现了教皇这个唯
一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的扩张。（1727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俄国东正
教传教士团，但是它的成员好象没有在中国人中间进行过任何福音传道工
作）。第二，十七和十八世纪大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采
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有些人甚至探讨过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间进行有成效的调
和的可能性。第三，早期的传教活动没有外国军事力量或国际条约的支持，
因此，传教能否继续则完全视中国人是否同意而定。
1692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皇帝在1724年
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接着，中国基
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
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
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
别了。
禁止天主教并没有使传教活动令人心痛地陷于停顿。许多外国牧师继续
在内地进行活动，迟至十九世纪初还有几所培养本地牧师的学校。然而，前
途决不是有希望的。基督教团体愈是遭到象秘密会社那样的待遇，愈是被迫
象秘密会社一样活动。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
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
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在乾隆在位的长久时期，不时发生全国性的
①
迫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784至1785年。迫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