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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与艾约瑟及韦廉臣合作）。
由于西方著作的翻译如果要有被人阅读的机会，就必须译成可诵的汉
文，又由于即使传教士中最有造诣的学者（象伟烈亚力）也不能写出任何典
雅的文学语言，因此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实际上这是耶稣会士早
在二百五十年前就已采用过的方法。首先，外国传教士把原文口译给他的中
国助手听。然后，助手把口头翻译改写成文言文。最后，如果传教士对汉文
也有一套功夫，他就要通读译文，以使表达更加准确和晓畅。
十九世纪最充分使用这种方法的是傅兰雅（1839—1928年）。英国人傅
兰雅最初作为教会学校的教员来到中国，他可以称为“世俗派传教士”的最
初典型。虽然他在各种教育事业中与传教士合作，但他和教会的任何差会没
有关系，并且他重视加强中华民族更甚于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傅兰雅的使
命是向中国传播西学，特别是传播科学。
傅兰雅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当过二十八年（1868—1896年）翻译。他一生
翻译了一百二十九篇译文，其中有五十七篇自然科学，四十八篇应用科学，
十四篇陆、海军科学，十篇历史和社会科学；他离开中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路易斯·阿加西斯东方语言文学教授职位以后，继续从事翻译
工作。江南制造局刊行了傅兰雅的七十七篇译文。
除替中国政府工作以外，傅兰雅还积极参加与倡导西方科学有关的许多
私人事业。他是上海格致书院的干事，也是其创始人之一：这个书院是一批
关心促使中国了解西方的中外人士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创建的。傅兰雅
每星期六晚在书院进行幻灯教学，是院里举行征奖论文比赛的热情支持者。
这项比赛开始于1886年，“目的在于诱导中国知识界探讨各科西方知识，以
①
便将它们运用于中国”。 1876年至1892年间，傅兰雅还担任图文并茂而颇
有影响的杂志《格致汇编》（后来的英文名称为《中国科学与工业杂志》）
的编辑。《格致汇编》上的文章通俗易懂，许多是新教传教士写的，它们涉
及的范围有大量科学的及其有关的问题。
傅兰雅的另一个计划也必须在这里谈一谈，虽然它的目的比单纯传播科
学知识要更加广泛。这就是傅兰雅1885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非赢利性的书店
① 引自博兰雅的一篇报告，载毕乃德著：《上海格致书院》，载《太平洋历史评论》，卷25 第2 期（1956
年5 月），第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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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书社。到1888年，该书社拥有约六百五十种关于西方问题的书籍，在天
津、杭州、汕头、北京、福州和香港设有分店。
历史和国际法
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真正宠儿，即敢于从事写作的传教士，通常都想
把精力用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 （包括军事科学）。但是在其他领域，特别
是历史和国际法领域，也出现了传教士的许多有影响的出版物。最早的出版
物之一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此书最初出版于1838年，
经过了许多 次修订，最后修订本于1862年出版，书名为《联邦志略》。它
是中国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两部草创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
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50年）——中有关美国的材料的主要来源。
另一部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是慕维廉（1822—1900年）的《大英国志》
（1856年）。慕维廉的译文之所以受到中国学者的赞扬，在相当程度上是由
于他的合作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文学界的主要名人蒋敦复（1808—1867
年）的技巧。
传教士另外编纂的历史读物有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上海，1882年），
史亚实称此书“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于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外部世界获得了一
①
些初步的概念”，另外还有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十九世纪的历史》（1880
年）（下面将有所评述），他的这本通俗译著于1894年出版，书名叫《泰西
新史揽要》。
传教士的译著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是国际法。这主要是由于美国
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的努力。丁韪良的国际法译著中最重要的是 《万国公
法》（北京，1864年），它使中国政府掌握了亨利·惠顿的权威著作《国际
法原理》。
史亚实对谢卫楼著作的评价，如果不计较它的盛气凌人的语气，则对于
传教士的所有非宗教著作都是适用的。这种著作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得到
向来很难得到的关于西学方面和关于西方世界总的方面的丰富资料。而且直
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为止，它们是这些知识的基本来源。可是，这类著作只
不过给我们提供了象一部非常复杂的故事的章回题目，故事的内容尚有待分
晓。
我们可以简单地谈谈在填充故事的内容时，未来的学者们需要探索的几
个问题。第一个向研究中西思想交往的学者提出的问题是传教士传布的内容
清晰到什么程度？传教士编纂的东西能被看懂到什么程度？而且它们在多大
程度上表达了编辑者想要通过它们来说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向思想史学
家提出来的，即传教士传布的内容究为何物？传教士翻译者俨然自以为传递
了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精髓。然而，斯宾塞、J。S。穆勒和孟德斯鸠的
著作则有待于严复（1853—1921年）这样一些人去翻译，而传教士翻译的所
有非宗教内容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麦肯齐的著作，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
的庸俗颂赞，科林伍德把这样的著作描写为“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
①
心的渣滓”。 （必然叫人想起另一部第三流作品，即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
助》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所引起的轰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
① 引自佩特诺：《谢卫楼和华北协和大学的创办》，载《中国论文集》，第14 期（1960 年）第121 页（此
文也转载在刘广京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第53 页）。
① 科林伍德： 《历史的概念》，第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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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接受了传教士传布的内容？传教士译著的读者范围，在社会上和地域上究
竟有多大？读者的类型在那些年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总之，只有对这些问
题作出回答，我们才能较准确地估量传教士的非宗教性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的
程度和性质。
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传教士的影响
②
根据词典解释，“reform”即指“改变成新的和更好的形式或状态”。
如果我们对这个概念作出不太确切的解释，则从传教士的观点来看，传教士
的所有努力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改革倾向的。根据比较合理的解释，则“改
革”一词仅限于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方面提倡或实现的改进。即使从
这一较狭窄的意义来看，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也是一种
多方面的现象。新教徒学校里讲授非宗教性的科目，还有新教徒出版物上介
绍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养成了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传教士在政治、
方法和社会态度上为中国改革派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活生生的、现成的榜样。
最后，有几位传教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他们都
成了改革中国的热情宣传者，并且和官场内外中国的改革派领袖人物建立了
密切关系。
妇女的解放
一般说来，现代化的标志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特别对中国现代化来说更
是如此。在传统上，妇女被要求在家里对父母和丈夫绝对顺从，而在家庭外
面，她们的自我表现和投身于社会的机会又是极小的。对妇女不存在正式教
育。妇女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或担任官职。纳妾、杀害女婴，特别是缠足之
风盛行，这些都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象征和结果。
传教士的事业最适合在这个方面促进变化。在跨入本世纪时，大多数新
教传教士和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就是妇女。虽然这些人中只有少数
人可以算得上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
任教员，有些人被培养成医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
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
这场运动采取许多形式。传教士当然直言不讳地谴责缠足和溺婴行为。
他们也对教会成员的包办婚姻表示不满。但是，他们的最大影响是在清朝末
年反对缠足的运动方面。据说1874年厦门成立了一个主张禁止缠足的传教士
团体。那时妇女入教要放足，这已成为惯例；许多学校则禁止缠足的女孩入
学。致力于废除缠足的最重要外国组织是1895年在上海建立的、由李德夫人
（她不是传教士）任会长的天足会；此会广泛地写作和出版时文小册子，而
李德夫人还作了种种努力来影响上层中国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派憬
悟于外国人对中国这种野蛮风俗的谴责，也热情地推进反缠足运动。慈禧太
后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