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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论述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参看卡迪的《法帝国主
义在东亚的根基》。关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见恩迪科特的《1841—1962年
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总的来说，如果把整个有关中国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触的历史研究工
作用出版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来衡量时，史学家们在这
方面似乎处于发轫阶段。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后的
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对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
开。现在还没有发现用任何文字撰写的论述嘉庆和道光时期 （1796—1850
年）的重要著作。《历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已经提出了问题并表明了新的
看法，我们期待众多的中国史学家们能做出成绩来。
第六章太平军叛乱
由于基本资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
有专攻太平军叛乱的史学。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
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
图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在西方，1927年黑尔突
破了前此从通商口岸的角度观察这次叛乱的观点；他的 《曾国藩和太平军叛
乱》一书通过利用曾国藩全集的资料扎扎实实地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考察常胜
军。自那时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广度，
最好去查阅邓嗣禹所编的优秀的批判性书目——《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
此书对东亚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写的资料及专著都进行了评述。
研究人员还有必要参考张秀民等编的 《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它以拥有
各省的资料见长。关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 （这是了解叛乱对地方社会所起
影响的唯一途径），可参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附的374篇书
目。
自从邓嗣禹的书目出版以来，大量重要著作问世。其中论述这次运动的
最优秀的英文著作是迈克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
一卷是精心研究的叙事史。第二、三卷是篇幅庞大的新译太平天国文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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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范围从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断的昙花一现的事件。除了内容广泛的东亚和西
方文字写的书目外，这三卷书中的评点性注释使它成为认真研究太平天国者
的必备之书。
自邓嗣禹的书目问世以后，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资料集，这是南京太平
天国博物馆根据从各省地方图书馆周密搜寻得来的资料编成的（显然由罗尔
纲指导进行）。发现了许多罕见的或未曾公布的资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资料
分量过大，不能完全发表，所以出了六卷选集，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还发表了一部点燃太平天国叛乱的宗教小册子的复制本，即梁阿发的《劝世
良言》，这是一份人们经常讨论但却很少读过的罕见文献。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尔敏研究李鸿章淮军的《淮军志》；邓嗣禹的《太
平军叛乱和西方列强》，此书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书名的范围，也论及这次运
动的许多附带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乱在内；而简又文的有长期价值的著作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有英文节本。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资料另见第六章的
脚注。
第七章 1800—1862年的中俄关系
已出版的有关十九世纪中俄关系的书籍，着重研究的是瑷珲条约、天津
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对于中俄贸易，特别是新疆的中俄贸易。以及对固
勒扎条约背景的研究则很不够，苏联著作主要是试图开脱它侵占清朝领土的
罪责。中国著作则针锋相对地予以谴责。甚至对这个题目，持任何一方观点
的人都没有发表过分析深刻的论著。我们期待着全面了解俄国政府内部关于
黑龙江问题的意见和穆拉维约夫按照官方训令行事的程度。我们还希望了解
北京怎么会容忍事态发展到让俄国侵吞领土的地步，清政府对满洲东北部的
了解或关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丧失领土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反应。（政府对
此是如何解释的？谁关心过此事？）
对英语读者来说，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是研究整
个中俄关系的最好著作。对1858—1860年间的谈判论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
的《1857—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一
书也很有价值。更早一些时候论述俄国合并黑龙江的优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
《俄国人在黑龙江》。论述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而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有法
乌斯特的 《1727—1805年俄国对华贸易及其背景》。
苏联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
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和纳罗契尼茨基的《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
东的殖民政策》。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仍旧是
研究俄国在黑龙江活动的必要资料。对于研究总的俄国对外政策来说， 《十
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是一大贡献。《俄国东方学史概论》
丛书，提供了关于俄国汉学、蒙古学及有关学科的发展的有见识的资料。
中国关于1800—1862年中俄关系的学术成绩粲然可观，但是大半都着重
谈领土丧失问题，而且对俄国扩张行为的评论过分简单。对俄国行为的大部
分论述无非反映了他们的认识，即俄国人需要一个不冻港口，以及他们在中
近东受到了挫折；例如，陈登元的《中俄关系述略》和曾志陵的《中东路交
涉史》即是如此。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对中俄关系有较深
刻的认识，它还使用了俄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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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一本书是赵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
关于包括蒙古和新疆边界在内的整个中俄领土问题，研究最全面的是程
发轫的《中俄国界图考》（1970年增订版）。此书由于为清帝国提出过分要
求，对清朝的藩属的涵义作了误解，从而损害了它自己的论据。此书和第二
十页相对的那张地图颇引人瞩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尔、不
丹和缅甸都划入清朝版图。虽然如此，但此书资料丰富，如果审慎地使用，
还是有所帮助的。在《中俄交界详图》一书中可以看到极其出色但尚欠细致
的地图。
上述赵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
约的《伊犁危机》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参考书目，包括一些日文著作。主
要的原始文献汇集有《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四
国新档》（第三卷）。
第八章清朝的亚洲腹地 （已见上文，兹不赘）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研究清朝中兴，在书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玛丽的 《同治中兴》一书
作为起点。至少对同治时期（1862—1874年）来说，芮玛丽不仅仅钻研了《大
清历朝实录》，而且还钻研了许多呈给皇帝的奏折汇编，更不用说许许多多
次要的中文著作了。但是清代文献性质是如此芜杂，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致
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会遗漏某些资料。此书较为重要的
遗漏是现已发表的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的机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遗漏是已公
布的地方大员的“批牍”部分，包括象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对地方官（府
县官员和地方统领）的呈文的“批答”。根据留存的江苏巡抚1868—1870
年文件中内容广泛的“批牍”，奥斯科在1975年后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
中兴时期的江苏》这篇优秀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此文研究了芮玛丽所研究
的一个课题，即衙门胥吏的行为方式末起变化，他们仍在收税和处理诉讼方
面起重要作用。
自从《同治中兴》发表以来，北京史学家公布了他们的文献汇集，其中
有些文件选自未转移到台北的故宫档案和军机处档案。 （虽然清代历朝的大
部分极珍贵的文献现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时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系统出版它所保管的总理衙门档案。许多官
员和学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湾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许多地方志也在台湾
印行。虽然芮玛丽未见过的资料中只有一部分现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
探讨已足以引起争论和提出对这一时期的新观点。
迈克尔在他给斯佩克脱的《李鸿章和淮军》一书所作的导言中论证说：
“没有什么真正的‘同治中兴’，因为地方政权一旦建立，就得继续下去”。
但是芮玛丽在评论斯佩克脱的这本书时（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年2月号）
指出：斯佩克脱先生本人好象在书中半途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书中第 171
页上声称，地方利益和帝国有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李鸿章身上（更不要说曾
国藩）也许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他行使的中央职能和地方职能
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此后的论著有李国祁（论刘坤一在江西）、
阿谢德（论1875年之后的几任四川总督）和贝斯 （论1884—1889年期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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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洞在广东）等人的文章，已经证实了芮玛丽有关中央继续拥有大权的论点。
晚清督抚们的所作所为与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样。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