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手软的镇压，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 Page 92…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官场的腐化风气弥漫一时，这是由作为
清政府的特点而被精心制造出来的庇护制所培育和维护着的。有人敏锐地意
识到需要实行改革，改革问题也一再拿出来考察，使之在整个官僚界展开辩
论。朝廷里表示热烈拥护改革的人中有英和、王鼎和琦善。省级官员中主张
改革的有阮元、贺长龄和陶澍。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朝廷中以清帝本人为
代表的 僵硬态度与在各省进行形形色色试验性改革的事业形成了对比，因而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改革只是由各省领导自己资助和鼓励的。
嘉庆帝在即位伊始就发布了要进行改革的诏旨。结果怎样呢？皇帝显然
低估了和逼谧坛て鹄吹母芮榭龅纳疃取Ｆ浯危吻斓凼贾帐窃谇〕�
传下来的老年顾问们的指导下进行统治的，这些人和他一样先入为主地看待
和侍猓绰阌谑追讣染ブ熬涂梢园踩晃奘隆Ｕ庑┕宋手械淖詈笠蝗恕�
是董诰，他死于道光帝继位之前不到两年时间的1818年。
新皇帝 1820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 （1755—1835
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
脑二职。没有人指责过曹振镛有贪污腐化情形。他被描写为一个俭朴的、严
于律己而正直的官僚，他的最大缺点是突出地表现为无懈可击的完人：他是
一位坚决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儒者。有一件涉及他对官僚政治的影响但不甚可
信的材料，记载了他向新即位而焦急的道光帝最初上书言事的内容。据说曹
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
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
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
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
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
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
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
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
轻轻带过。①
不管这个办法究竟是否提出过或实行过，但它清楚地表达了道光时代官
僚政治的特征。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给
皇帝上书言事时敷衍塞责和因袭时尚的奏疏数量过大，而这些弊端正是嘉庆
帝曾经对之激烈地作过斗争的。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
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①
一位批评十八世纪末官僚政治的人曾警告说，如果和逼诜⒄蛊鹄吹摹�
②
庇护制网络结构不完全摧毁，那它在另一位腐化大员上台时还会借尸还魂。
这一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道光时代又兴起了一位通常被比做和墓僭保�
这就是满洲旗人、标准的官僚穆彰阿（1782—1856年）。他很象他前面的和
①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 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
《旧闻随笔》，卷1 第10 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 页。
①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 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
记收在他的文集 《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 第9—18 册。
②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 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 Page 93…
菟邓灿幸獍膊逅饺耍挂淮笈仔殴倭胖С炙母鋈死妫凰�1835
年取代曹振镛，当上了内阁兼军机处的头头。③
但是，官僚的腐败在和逼诤驮谀抡冒⑹逼谝灿兄匾煌恪５拦狻�
时代的中央政府要更弱一些。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从十八世纪初
④
期的六千万两下降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八百万两。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
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皇权的式微隐
约地表现在那些想实行变革的省级官员取得了主动权，但它在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公开暴露出来。
省级领导官员的志趣各不相同。阮元希望通过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
陶澍想对正常的官僚行政试行制度上的改革。与被认为是曹振镛所扶植的官
僚迂腐气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道光时期知识分子风气大开，风气之所以开
通，部分原因是在一个被中央的派系纷争和惰性弄得不能有所作为的政府中
有了这样一批人，以及他们作为省级官员所取得的有限的主动权。
在十八世纪的学术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汉学学派。
不是十八世纪的一切学者都搞考据，也不是一切学者都限于研究汉人对古代
经典的注疏。但是，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和学者的声誉确实有取决于这种风
靡一时的学风的倾向。到十九世纪初，已开始看到这种经院哲学——它确实
是当时所代表的舆论——正在衰败下来。因为中央政府停止降恩举办象乾隆
时代《四库全书》这样大部头丛书的编纂，已不再从全国各地征召学者汇集
北京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了。此外，地区的文学和哲学流派已开始对考据的
迂腐气持有异议。这时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
期提供了推动力。
虽然十九世纪初年的大部分学者继续在研究古代经籍，但这时期新的学
术潮流在于反对十八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个方面。第一，折衷主义的儒家思想
家批评汉学抛弃了宋代哲学，一味专注于东汉时代写出的注疏。第二，另外
一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坚持，十八世纪学者所主张的“实用之学”或“实学”
不仅无用，而且也没有责任感，因为它转移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能
真正致力于为社会和政府服务。虽然后来的学者们在谈到康熙、乾隆时代的
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时，曾经把十八世纪学术的缺点归罪于满人的压迫，但
十九世纪初年的这些批评考据的学者却是忠于清王朝的人，他们的研究和著
作都是要为加强和复兴清帝国寻找 道路。这些批评家及其对经世致用之道的
关心代表了学术界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占支配地位的“考证”正统学术也已经因有组织的反对思潮
的兴起而有所冲淡。桐城文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两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
们对考证中那种狭隘的文字训诂和词源学的兴趣的不满。清初学者因反对明
末学术风气而曾经强烈谴责过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论述，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
兴趣，这反映在他们着重抓经典和文学著作中的“大义”或“义法”这一点
上。同样地，替明代学风抹黑的倾向有了缓和，这表现在又恢复了研究宋代
③ 萧一山： 《清代通史》，卷2 第887 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 （1842 年以后）和河道总
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 （1842 年死）及其继任者
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 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 第
12—13 页。
④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 页。
… Page 94…
哲学家的“理学”的兴趣。在十八世纪末年的诸位大师如阮元、庄存与和姚
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学上的折衷主义。①
伴随着这些学术界变化的还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后者既改变了学者在
社会上的地位，也改变了学者对于行政问题的想法。不仅学者们发现更难于
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政府职务也不象从前那么吸
引人了。和逼诟暮蠊诘胤缴夏茏蠲飨缘馗芯醯剑蛭荨⑾爻す佟�
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
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
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
友”）。
②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组成它的“幕友”
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
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
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
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