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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以便用外交压力来维护一整套条约权利。英国人相信，只要在北京有一
名公使，便能绕过广州的排外情绪，从中央获得清帝的保证，使各省的英国
商人和传教士所希求的贸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权利得以兑现。（后来一些外
交官承认，他们曾过高地估计了清帝对各省的权力。）由于英国公使提出在
北京不行叩头礼，这个要求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国统治者这一陈腐观念的
结束。然而英国人并不想削弱中国政府，他们只要能够获得贸易的机会和建
立一种现代模式的关系就行了。英国不要求领土控制，并且反对出现瓜分和
肢解中国边沿地区的前景。 （这一前景在俄国于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沿
黑龙江进至滨海省以及进入中亚的行动中已可预卜）。
在中国方面，清廷于1858年面临着致命的国内叛乱危机：它严重到如此
程度，以致到1860年8月清廷不得不授予汉族人曾国藩以广泛的军事财政大
权，以指挥全部力量去消灭长江下游心脏地带的太平军。北京默认1858年英
法提出的要求，这必须从他们优先考虑国内事件这个角度去理解。1861年1
月有人在回顾中曾概括说，对北京来说，太平军和捻军是心腹之害，蚕食中
国领土的俄国是肘腋之忧，而以暴力要求贸易的英国只不过是“肢体之患。”
①英法一旦显示了他们的军事优势，则除了答应他们的条约外是别无其他真正
的代替办法去安抚他们的。
然而清帝国的传统不能轻易地被放弃，特别是不能被定期来京向皇帝进
谏的满洲王公的非正式会议轻易地加以改变。整个朝廷曾经完全跟着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高涨的排外情绪和不谈判政策走。只有当联军从广州开进天津
时，意见才分成死硬派和务实派。一般说来，不当权而又无知的、专以上疏
为能事的官员是最狂热的主战派，而少数不得不参加谈判的不幸者则是最懂
得外国火力并每每愿意以审慎行事相劝告的人。
特别是南京总督何桂清比较深知上海的西方人，他懂得英国人只有商业
野心，并主张同他们达成协议，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去反对太平军。象条约时
期以前的“广州帮”一样，这时中国方面又出现了一个“上海帮”。它以关
心贸易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和四川人薛焕（此人从1849年起在上海担任过要
职，从1858年起又在江苏省一级担任过要职）为代表。这种新型的重商主义
官吏如果不是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务实派，他们发现自己同雄心勃勃的英国
行政官员如年轻的李泰国有一致的利害关系；李泰国这时已变成了东西方之
间的调人。李泰国作为一个在上海能说中国话的外国税务司，已经与中国地
方官员发展了广泛的交往。他不但给他们带来日益增加的关税收入，也向他
们提供关于整个外国问题的情报和意见。虽然西方商人指责他傲慢自大，有
些领事把他当成角逐地位的对手而憎恨他，但英国当局却器重他对中国地方
事务的知识，并且支持把外国税务司的职权扩大到所有商埠的意见。李泰国
实际上已经同薛焕制订出1858年的新贸易章程：新章程恰好在长江下游各省
① 恭亲王等人的奏折，1861 年1 月13 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8 页及以下
各页，部分翻译见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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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打太平军而迫切需要军费时带来了增加国家税收的希望。因此，每当战争
的命运使主战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时，条约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则随时准备以
各种理由支持清廷的和平政策。
妥协政策首先受到那些必须办夷务的人的支持。曾经在四个地方担任过
总督职务并且最有经验的满族老官员桂良（1785—1862年）就是天津条约的
主要签字人。清军的天津统帅僧格林沁是清廷的一位高级蒙古族心腹大臣，
他曾经提出的关于联军军事力量的报告是完全合乎实情的。在京都，咸丰帝
的兄弟、后来外国人称为恭亲王的奕訢，也终于成为现实论者的领袖，出来
反对大多数的亲王。但是，一旦天津条约被接受以及随着联军于1858年夏
撤退而放松了压力，主战派又重新抬头了。
这时在北京争论的主要症结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的问题，在广州争
了那么久的也是这个问题。清廷虽然深感外国力量之强大，但它只能设想外
国公使应按朝贡使节的旧规矩前来北京：即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三、五年来
一次，穿中国服装，通过驿站，由中国官吏护送。稍稍超出这个规定，就会
被认为有损于国家体制。由于帝国的统治如此其甚地依靠它的威信，而失掉
这种威信就会严重削弱它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权力基础。就是迟至 1859
年3月，清帝仍旧作出这样的规定：来北京的夷使所率扈从不能超过十人，
这些人不得携带武器，也不得在北京坐轿或摆列仪仗队。①
到1859年年中，北京的这种不妥协精神同广州和上海正在进行的切合实
际的中外合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就象以后在1900年的情况一样，条
约制度继续在外国海军支配下的商业中心施行，而在清帝国的政治思想中心
北京却受到强烈的反对。广州民团驱逐夷人的运动的失败，使受命收复广州
的钦差大臣黄宗汉于1859年5月被召回。也在五月份，傀儡巡抚柏贵去世，
稳健派劳崇光正式被任命为广州巡抚和代理总督；劳崇光在谋求中国利益的
同时，又能和联合委员会合作。
中外合作是适应当时情况的所需，它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劳崇光联合巴夏
礼和那时已是广州领事的阿礼国共同试图控制苦力买卖的行动。到1859年，
这种买卖的祸害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英国关心的是把合同工运到象英属西
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区去劳动而从中获利，因此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采取了
双重政策：一是促使中国放宽移民禁令，二是订出规章以减轻随之而来的祸
害。但那时在广州的中国人贩子，为了把劳工卖给外国的苦力贩运者，竟于
光天化日之下在苦力家屋门外捉人。正义的中国群众处死了一些拐骗者，中
国官吏也处决了一批。然而存在着当地的失业和贫困以及海外的需要和机
会，这些因素汇合起来使移民继续进行不辍。问题是如何规定一些手续并进
行审查，以便使合法的移民在没有拐骗和胁迫的情况下得以进行下去。
为了这个目的，总督劳崇光实际上已使移民在地方上合法化了，结果是，
英、中两国官吏联合监督移民所 （奴隶收容所）的批准和审查工作，并规定
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自由签订合同。可是广州的这个制度，受到了澳门及其
他不在劳崇光或巴夏礼控制下的沿海地方的洋人和华人的蔑视；因为在沿海
地方，接收船象以前从事鸦片进口贸易那样从事“猪仔”（即人口）的出口
① 关于清朝在政策上的考虑，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第6 — 7 章；以及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
起源》，第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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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贸易。对中外合搞的这种公害进行控制的企图，又给中、英两国地方当局创
造了另一种共同的利害关系。
同时，在上海负责处理与订约列强关系的钦差大臣何桂清，继续在制定
将予扩大的条约制度的细则。为此目的，他曾经欢迎把李泰国从额尔金的班
子中抽回来，他向北京解释说，李泰国反对走私非常积极，因此作为税务司
而很得罪了一些人；他与额尔金曾沆瀣一气，并且在天津谈判中“大肆猖獗，
②
献媚于夷首”；但是，“迨回上海，则驯服如昨，为我所用”。何桂清被任
命处理对外的关系，这也使上海的那些注重贸易的官员有了权力。上海道台
吴煦于2月指示李泰国，以三年薪金为担保雇用外国关税人员。1859年5月
23日，钦差大臣何桂清终于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去执行通商章程第十
条中“各口划一办理”的规定，一被任命的关务人员应该对英国或其他政府
保持完全独立的地位。李泰国曾经充当翻译陪同额尔金于 1858年底上溯长
江，也到过南方商讨关于在其他口岸设立外国税务司的问题。1859年5月，
广州海关监督恒祺也要求在那里设外国税务司。他曾经得到上海道台吴健彰
及其继任人员吴煦的指导。结果，李泰国把上海的章程带到广州，见到劳崇
光和恒祺，并且使广州海关从1859年10月24日起采用上海的章程。12月，
清帝接受劳崇光作出的结论，即因为面对着中外串通一气的事实，要想对广
州贸易课税，“唯有仿照上海办法，用外国人，治外国人”。同时广州领事
阿礼国也把一名年轻的翻译赫德，从联合委员会调回领事馆。（1860年6月
①
30日，赫德辞去英国职务，在广州海关为李泰国效劳。）这一切都是在1859
年6月大沽事件爆发以前发生的。中国的外交关系现在正在两条轨道上进
行。
1859年6月，当条约批准书准备在北京互换时，在天津下游大沽的北河
口发生了意外冲突，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不完备所致。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