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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时候，不但汉族移民，而且完全不再能以牧人身份富裕起来的贫困蒙
古人，都开始在草原上从事耕作，从他们所在旗的王公那里或从汉商地主那
里租种耕地；汉商地主是以抵债方式获得农业用的土地的。事实上当十九世
纪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农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误解相反，农业在
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在十九世纪它的重要性已显著增加，特别
在内蒙更是如此。关于蒙古的农业所知不多，但有些蒙古人在这方面显然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看起来至少在外蒙，农民负担的赋税要比牧人少，因此农
②
业生产有时可以得到相当的利润。但并非普遍如此，因为在1861年，内蒙
东南的土默特西旗有数千名贫困的蒙、汉农民联合起义，反对蒙古扎萨克和
汉族地主凭借出租土地而强加于他们的沉重的租税和苛刻的条件。起义是夭
折了，但它说明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时内蒙农业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
民对拚命增税的扎萨克们和贪婪的耕地出租者的不满程度。
尽管有这一切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地也正是由于这些苦难，十九世
纪的蒙古人创作了若干优美的文学作品。当然，由于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
因而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是由行吟诗人和说书艺人所作的说唱。特别受到赏识
的是所谓“云游僧”故事（badarchin…u…üliger），它是清代由云游僧人讲
述而在蒙古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从中能够看出蒙古人对草原生活
衰落状况的不满。在性质上相类似的是脍炙人口的、多少有点侠义小说味道
的关于传奇式蒙古民间英雄巴兰先格额的故事，他愚弄僧侣、扎萨克和汉商
们。最有趣的是关于生活的“训诫”诗，近似蒙古传统的格言诗，起自十九
世纪；在这同一时期，追求幸运的“祈祷文”、赞词和挽歌（直译为“词”）
仍然都在流行。这些形式和蒙古的英雄故事 （其中最著名的是“格萨尔汗
传”），是常被背诵或大声朗读的，它们也仍然是蒙古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为识字的蒙古人创造了许多用蒙文和藏文写的历史作品，以及
相当多的语言学著作，这是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将佛教经典译成蒙文的巨
大努力的结果。至于纯文艺，蒙古读者欣赏僧侣阿格旺·哈依杜白 （1779—
1838年）的小说，其中有些故事公开嘲弄和抨击那些滥用特权和不守清规的
寺院成员。胡力沁·山达哈（1825—1860年）写诗，特别是挽歌，他不是简
单地从蒙古过去的英雄传说或从丰富的佛教传统文学中，而是从牧民的日常
生活中汲取题材。
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最不寻常的作家也许是丹津饶
结（1803—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却成为外蒙红教的诺颜呼图克图五
世。丹津饶结用蒙、藏两种文字写作，赢得了诗人的声誉，他的若干诗歌一
① 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第272—276 页。
② 鲍登： 《蒙古近代史》，第156—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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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传到二十世纪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题经常反映对蒙古社会和经济衰落的
不满，在暴露蒙古僧、俗领袖之间的对立方面是引人入胜的。最值得注意的
是他的音乐剧《月亮杜鹃》，开始作于1831年。至少早在十八世纪，基 于
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剧”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西藏的佛
教文学，但是《月亮杜鹃》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
古世俗戏剧。戏剧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员反复为世俗观众演出戏剧，为蒙古
地区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剧院打下了基础。①
十九世纪蒙古的小说又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译文而受人
注意，如“潘查丹特尔”故事，但是蒙文译文常常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
时期蒙古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外来成份是中国的小说，包括故事和所谓“章回
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成了蒙文；似乎早在十九世纪初蒙古人就
已读到了几乎所有重要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红楼梦》、《金瓶梅》、《西
游记》和《三国志演义》特别流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例如，
在前面已提到的旺钦巴拉之子尹湛纳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为捍卫清朝
而参加鸦片战争之前，旺钦巴拉已经开始写作一部蒙古全盛时代的历史，他
选择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作为写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这部著作
未能完成。尹湛纳希写作了两部蒙古章回小说，他的人物和背景都来自《红
楼梦》，随后续写他父亲的历史章回小说，他象一个汉族学者那样隐居在自
己的领地里完成了它，忠实地保持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叙事形式。这部著作名
②
为《青史演义》，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版。
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在蒙古，俗人与喇嘛教会之间的对抗增加了。这
种在内蒙特别强烈的情绪，可以在尹湛纳希的兄弟古拉兰萨的作品中看到：
后者是一个扎萨克，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读者的反
宗教兴趣。在十九世纪的更晚时期，一种更深刻地不满蒙古社会秩序的情绪
在鄂尔多斯诗人贺什格巴图（1849—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里当法官，但曾
一度与多归轮运动有关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建筑学虽然在本质上和古老的游牧环境不相干，它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却
因普遍建造寺庙而得到推动。蒙古人最初从他们日益相适应的定居社会学习
样式，所以他们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国式的。在十八世纪，混
合类型的寺庙开始出现，它们是将西藏的和中国的样式或多或少地结合起
来，再依据本地圆形蒙古毡帐的样子建造起来的。在这些合璧式的建筑实例
中间，最杰出的是耸立有弥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蒙古型寺院。第一个这种
寺院是十九世纪初在库伦建造的。有一种用藏文和蒙文写成的著作 （有印刷
的书籍和手稿两类）流传下来，它们描述了蒙古寺庙的简史并概括了蒙古建
①
筑工程学的原理。装饰艺术在十九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绝大部分宗
教绘画和雕刻等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质的。
十九世纪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是处于外来影响的支
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学著作是例外。
① 米哈伊洛夫： 《蒙古文学遗产》，第74 页。海希格：《蒙古人及其伟大时代的佚文》，第247 页；海希
格： 《蒙古文学史》，卷1 第63、215—217 页。
② 海希格： 《蒙古文学史》，卷1，第278—290、307—323 页。
① 谢别迪尔尼科夫： 《蒙古建筑学》，第86 页；马伊达尔：《蒙古的建筑学与城市建筑》，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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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玛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龚自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主张将新
②
疆改设行省，另一篇则要求结束广州的贸易。新疆和广东是清朝臣民经常和
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相似之处在二十年后变得更显而易见
了，因为那时政府把六城地区的教训应用到了它与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争端
上。
张格尔的圣战（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 （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复提出在喀什噶尔享受贸易特权的要求，并以要放出
和卓们相威胁。清朝的答复是停止对他的茶、钱赏赐，并撤销他派遣使节到
北京的有利可图的特权。浩罕于是派遣两名使节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浩罕派
遣两名没有司法权限的代表驻在喀什噶尔，简称为“阿克沙哈勒”（直译为
“灰白胡子”，即长者）。清朝再次拒绝，打发使节们回去，并对他们的货
物足额征税；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和巴布顶，
放出了宣称要发起一场圣战的张格尔。张格尔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
组成的数百人的军队，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区。
清朝的军队很快击溃了入侵者，张格尔逃回浩罕时只剩下二、三十人，
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玛赫杜姆的事业仍然活在人们心里。当浩罕在
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尔交涉，试图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税常规时，清政府
恢复了汗国的贸易和进贡权利，但不许免税，并且仍然拒绝一名浩罕使节留
驻在清领土内的要求。然而，就在这一年，浩罕的统治者死了，张格尔逃进
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领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达成互利协
定的机会。1824年，和卓开始以一支有数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队伍骚扰清朝边
境。这时否认了对张格尔的一切责任的浩罕，在 1825年又一次试图为他的商
人取得免交关税的特权，但没有成功。但收获是可观的，因为根据一份俄国
的报道，每天有一百到三百头骆驼从中国本部驮来货物。①
如果不是一个清朝官员的愚蠢，张格尔的圣战也许已成泡影：这官员带
着二百名骑兵在1825年攻打这个和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