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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还在1644年以前清朝就已在满洲特设了理藩院，来维护满族统治者对它
的亚洲腹地的同盟者——首先是蒙古人——的优越地位。清朝皇帝从一开始
就用这种办法统治汉人和非汉人。对汉人他运用前述两个体系来统治，即通
过地方官吏集团的官僚政府，及通过私人关系的个人…封建的臣属关系。与皇
帝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藩封，首先是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族。然后又扩大到
包括中国国内的“内藩”。所有这些藩属都有世袭身份，不过爵位等级可能
逐代递降。他们都得到封号，封号甚至也给予王子和嫔妃。内潘也要进贡，
贡物只是些礼品而已，但也包括象从长江三角洲各省运来的“贡米”（漕贡）
那样的地方赋税。这种个人…封建关系的结构然后再扩大到“外藩”，他们位
于中国本土之外，然而也属于皇帝关心的范围之内。他们也得到封号并且要
进贡。属于外藩的有蒙古的亲王，西藏的统治者，亚洲腹地其他的人物，以
及象朝鲜、安南 （越南）等毗邻国家的统治者。最后，远方的国家如果也想
和中国建立关系，也被列为遥远的朝贡国，他们仍都被认为是“藩”。这就
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
在应付这些不同类型的非中国的统治者时，北京的天子有一整套老练的
方法和手段。首先是军事力量，它在中国各省进行弹压，也可以开往边境甚
至远征国外。其次是官僚政治的“法”的体系，利用它就可以通过头人（土
司）对非汉人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在西南）实行政治统治，完全象对汉人本
身实行的统治那样。第三是德治，即通过显示天子的德威，来发挥合乎准绳
或思想意识的道德榜样 （德）的影响。利用宗教的影响是这一手段的变种，
尤其在同拉萨的关系上是如此；清初的统治者就充当了支持当地僧侣阶层的
明王（庇护者）。
最后，对于那些由于地理上的距离和文化上的差异而使武力、行政或者
道德示范均感鞭长莫及的非中国人，中国统治者却擅长于使用物质利益（利）
的一套手段。这首先是采取允许通商的形式，也采取赐赠礼品的形式。外国
人确有贪得无厌之心，但可用来诱使他们行礼如仪，以便纳入中国人对事物
的体制中去。例如近在1795年荷兰使节在寻求贸易特许时，在清朝宫廷里频
频行叩头礼，即其明证。最后，中国统治者还有一套外交技巧，有时玩弄一
视同仁，有时又搞以夷制夷，总之是万变不离其宗。①
关于中国人优于非中国人的神话，就这样维护了一条古老的王者无外的
信条，这信条反过来又能认可非中国人王朝的统治。蒙古人在十三世纪征服
的先例是有利于满洲人在十七世纪的征服的。同时，这两次征服都强调天子
为普天下之主的作用，因而与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相比，它们很可能使得
帝国政府独断专行的形象较多，民族主义的色彩较少。以上这个概括绝非事
情的全部——也许专制主义完全是随着统治方法和控制手段的演进而加强
的。但是，这些征服者王朝作为统一了的诸部落集团的少数民族，不是按照
中国人立嫡立长的习惯，而是按照部落的习惯，即以英武和个人才能作为条
件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因此，征服者拥有精力过人的领袖。唐、宋两代皇帝
进行统治时，通常是由他们的大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一个部门的大臣可
① 王赓武：《明朝初年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①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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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地方政府发布命令并且任命低级官吏。但是蒙古人的征服改变了这种状
况。当明初的开国之君在1368年以后着手亲自统治时，就是效法蒙 古人行
事的。
清王朝是这一漫长发展过程的顶点；它继承了中国人的许多权变手段并
结合着自觉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因为他们只是不到一百万人的一个小小
的少数民族，他们知道为了生存必须紧紧团结。他们擅长于进行战争和把持
权力。
清初的统治者建立了惊人的业绩。努尔哈赤在他于1626年去世以前，已
经在南满建立了一个汉化的国家，并且创立了作为攻击力量的八旗制度。他
的继承者皇太极（死于1643年）征服或者改编了蒙古人和汉人同盟者，在他
们当中推广了八旗制度，此外，还置朝鲜于属国地位。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到
1650年的多尔衮，完成了对中国北部的占领。在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死
于1660年）的统治下，入侵者建立了华…夷联合政府。后来，康熙大帝（他
从1661年执政到1722年）巩固了清政权。他不但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
而且开始了使清朝在文化上同化于中国文人政府的传统。汉人的南方三藩，
曾经与满人的征服合作，后来又企图并灭满人，但康熙在从1673年到1681
年的内战中打败了他们。他最后在1682年至1683年控制了台湾，并且通过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把俄国人从黑龙江流域赶走。后来他又在1696年战胜
了以噶尔丹为首的西蒙古人（即准噶尔人），从而保住了清廷对东部外蒙古
的控制。这一惊人的成就似乎应部分归功于康熙的灵活性。他在观点和方法
上还没有完全汉化，所以能在清宫使用耶稣会教士做顾问，并且认为只要在
外交上合算，就可便宜行事，与俄国人在平等地位上打交道。
雍正皇帝继续加强了君权。1729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加得心应手的行
政机构——军机处，同时发展了密折制度，这使他能够和整个政府中挑选出
来的官吏保持直接联系。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保持了国内和平，但却屡次在
帝国的边境地区用兵。他的十全武功中有两次是镇压四川的叛乱者（1747—
1749年，1771— 1776年），一次是对缅甸、但最后又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66
—1770年），另一次是对越南北部、但也很快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88—1790
年），还有一次是镇压台湾叛乱的远征（1787—1788年）。然而，乾隆的主
要武功是在亚洲腹地，他的军队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在那里歼灭了西部蒙古
人，到1760年又攻占了塔里木盆地。同时，清廷于1720年、1727—1728年
和 1750年派遣远征军进入拉萨，利用喇嘛教来间接控制蒙古。1790—1792
年两次对尼泊尔廓尔喀人的远征使得对西藏的用兵最后得到成功。在所有这
些战役中，满洲的旗兵表现了英勇气概，他们的将帅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优
厚的犒赏。
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十八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
十九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突然中
落的巨变，我们的研究必须从被忽视的北京观点开始，把清帝国看作是一个
整体。只有用这个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说明到1800年时亚洲腹地在清朝
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黄乘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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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十八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
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另外两
个变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其一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其二是
中国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
的方向。
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
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
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
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
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
这种转变至今仍在继续中——的基础。
在1800年以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
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
化的中华帝国所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在 1800年以后，重心开始转向中国本土
和沿海。清代的亚洲腹地在十九世纪开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扩张中的中国版
图，并且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穆斯
林变 乱期间中俄在此互相交锋的时候，这个地区才开始向现代转变。
足足相当于今日中国疆域一半的清代亚洲腹地，尽管幅员广大、资源丰
富和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历史学家都令人惊讶地很少给予注意。就对外关
系而言，直到本书撰写时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根据十九世纪清代政策和英俄
①
角逐的背景来论述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就中国的本国史而言，也没有人研
究领土扩张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工
作还有待今后来完成，因为本书的有关章节仅限于概述1800年到中国西北本
部和新疆穆斯林大叛乱前夕的清代边疆史。在这几次叛乱以后，满、蒙、新
疆和西藏都开始发生巨变，清属亚洲腹地的历史才真正具有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