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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我们将会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意向是一个“养”字———养 自己、养双亲、养孩子———而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集体境界之 “太平”与“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 中国人基本上也没有“灵魂”的观念。虽然，在先秦时代，中 国是有“灵魂”与“上帝”这一类观念的———例如《楚辞》的《招 魂》与《大招》中即论及魂魄，殷代也有“帝”的观念———但是，这 是人类共同经历的神话阶段的遗留。以后，中国文化就走上自 己独特的路子，拟人化的“帝”被转化为内在于世界的“天”，而 “魂魄”的观念则没有获得发展，只是残存在“聊斋”一类孤魂野
鬼的传说中。因此，像“灵魂”一类的观念就不能成为个体精神 的组织原理，“个体”只被设计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精神性（也被 认为是“自私”）的“身”，而个体的精神活动也只能透过肉体化 的“心”去展开。
因此，中国文化里基本上也没有“来世”与“灵魂不朽”的观 念。中国人的“不朽”观念只是表现为道家式的对肉体长生不 老的冀求，以及儒家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换而言之，是希 冀一己之“身”的无限延续，或者，是透过“二人”的人情与人伦 关系去延续一己之“身”。因此，仍然符合了中国人“良知系统” 中“身”与“心”的“文法”规则之运作。自然，个人的“心”可以 不是“只及其家”而是“兼善天下”，并从而用“立德、立言、立功” 的方式使自己不朽，亦即是留下回忆，让后世的社会去瞻仰——— 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心”的不朽，但仍然必须在人世间扩大了 的人情的磁力场中去展现。至于“投胎”的观念则来自印度，在 印度，这个观念是与跳出六道轮回的信仰配合的，而跳出轮回却 是“绝情”。但是，这个外来的信仰在透过中国文化“深层结构” 的变压器，落实到民间后，就变成在现世中“做人”的报应观念， 亦即是：“做好人”的话，就可以将现世的贫贱之“身”转化为来
世中的富贵之“身”，“做坏人”的话，就会得到相反的报应，甚至 沦落为禽兽之“身”。事实上，所谓“胎”仍然是肉体。
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中国人是以“身”来指称自己的。一 套语言中的名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偏向的反映。因 此，中文里对“身”字的运用，足以说明在中国文化对“人”的程 序设计里，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意向都导向“身体化”的倾向。
事实上，中国人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很少导致抑 郁症（depression），而多半会引起“头痛”，而妇女在撒娇时则会 说是“心痛”（具体的心脏部位）。因此，中国人很少患有心理毛 病，即使是心理问题，也诉说是身体不好，头昏，腰酸背痛，四肢 无力，等等。的确，中国人出现精神病的情形比西方人少得多， 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上述将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另一方 面得归功于中国人的“超稳定”的人格———中国人的“身”是由 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 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中，自然比必须由“个 人”去面对世界的人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得多。心理人类学家许 烺光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平衡称为 homeostasis，中文即译为 “仁”。
因此，中国人除了将心理问题“身体化”之外，还有将它“人 情化”的倾向。例如，在大陆，就有把心理问题与个人问题（例如 “同性恋”）当作是道德问题处理的情况，这与西方人将中国人 心目中的道德问题也当作是心理或社会问题处理情形，可以说 刚好相反。事实上，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 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 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 素。
此外，中国人将心理问题“人情化”的倾向还表现为：自己 心中有问题而又与人谈论时，往往会把西方人属于个体情绪领 域的内容外在化为有关人事纠纷、工作上的烦恼的倾诉。 把个体精神问题“身体化”或“人情化”的倾向，可以说是与 中国人那个由“身”与“心”组成的“良知系统”的内部结构——— 亦即是：个体是没有精神性的“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 “心”则必须在人情的磁力场内展现———完全吻合的。由此可
见：中国人的“自我”不是还未萌芽的话，就是隐而不彰。
事实上，即使可以将心理问题“人情化”，中国人也不倾向 于与别人谈论内心的问题，甚至在相熟的人面前亦多半表现含 蓄———这与“个体”不习惯于表现整个“自我”形态的总趋势有 关。因此，情绪问题遂多半表现为：头昏脑胀，腰酸背痛，四肢无 力，等等。这种把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使中国人很少出现 抑郁症，但却多半导致虑病症（hypochondriasis），亦即是过分担心 自己身体有毛病，怕亏弱，怕冷，怕天气变化引起感冒，等等。虑 病症其实与抑郁症一般，都是一种心理的态度，不过前者却以 “身体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中国人常常需要“进补”。的确，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中，对“补身”的注重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心理卫生的照料。 中国人平常担心“亏”与“弱”的程度，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 族都要严重得多。他们即使在不生病的时候，也常常吃补药，例 如用人参、茯苓、当归、杞子一类的药材泡茶或煲汤，比较大众化 一点的就是广东人的凉茶（事实上，在笔者的印象中，“进补”的 倾向在香港似乎要比大陆与台湾都要发达）。这类药材并不是 医疗性的，而是预防性以及调养性的，因此往往与食物的功能混 淆。自然，更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以食物进补。中国人的饮食， 除了满足口欲之外，还很讲究食物的“进补”功能，而且总有一 番道理，说得出哪一种食料是补身体哪一部分的。
这种将食物“药物化”以及将药物“食物化”的倾向，与中国 人过分注重口欲的满足也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2。“民以食为天”
如果说中国人的“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实不为过。在其 他的文化中，很少有烹调术达到中国人那种精致的地步（拉丁文 化的法、意民族差可比拟）。而且，中国人移民到外国以后，也以 开餐馆作为主要的营业。
说起中国人的“吃”的事业，香港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不只 是各省各国的菜色齐备，而且还获得“现代化”的改进。香港人 的家庭，在假日的消遣也多半是一家大小去茶楼“饮茶”。
大陆就没有这些条件。然而，大陆仍然是很注重吃的。与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其工业化时代简单的饮食习惯不同，中国人 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讲究饮食鲜美，而且每顿一定要用新 鲜的作料。即使在大陆当时供应短缺，又普遍用不起冰箱的情 形下，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也都在早上三四点钟去菜场排队，回 来以后则必须全部烧好弄好。因此，如果说每天为了口欲而花 掉五分之一的时间，也不算是一种夸大的估计。
多年来的斯巴达式生活，并不能改变中国人这种习惯。五 十年前，蒋介石在推动“新生活运动”时，就有鉴于日本人每天 只吃一顿热饭，用冷水洗脸，中国人每顿必吃热饭，每次洗脸必 花时间烧水（在今日的大陆仍然如此），而大骂中国人贪图安 逸，没有出息。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可能是比较贪图安逸了一 点。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很难过分苛责他们，因为除了“吃”之 外，中国的老百姓就很少有其他官能上的享受。
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确是一件顶重要的事。一般见 到人打招呼的方式也是问：“吃过饭了没有？”朋友在一起，就请 客吃饭。遇到红白喜事，也借机大吃一顿。甚至拜祖宗、祭鬼 神、供菩萨、扫墓，也都少不了食物。
商务之间的生意往来，也少不了吃。在今日的大陆，即使国 营企业之间的交易，也往往用请客吃饭与送礼的方式铺路。笔 者在台湾时，发觉政府部门之间为了办公事，也采用同样的方 式。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洋人办外交，在进行任何 外事交涉之先也总是先请客吃饭，而洋人抱怨，认为正事未谈为 何先来这一套，其实是未懂个中奥妙。
因为，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淫”所以成为万恶 之首是因为它扰乱社群的和谐，相反地，“食”如果用来作为一 种社会功能，则可以促进“和合”感。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在围炉 共醮之余，就会因开怀而获得松弛。毛泽东对“和合性”不利于 “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深有领会的，因此他说：“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
的确，请人吃饭，甚至在吃饭时夹菜肴给别人吃，往往是中 国人向对方表示一番“心意”的举动。它可以说是中国人“拉交 情”的最为落“实”的方式。因此，请客吃饭虽不是革命行动，却 也是颇为有效的“统战”方式。
在 70年代海外留学生爱国运动中，积极分子赢取“人心”的 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请客吃饭”。这些由港、台赴美的留学生 “左派”，与世界各地留美的左派学生都不同，碰到一些支援第 三世界革命斗争的场合，后者总会联合起来共同主办，唯有这些 中国人的“左派”置身事外———他们宁愿每天晚上到一些“自己 人”的家中轮流煮饭，围炉共醮，也不会想到去参加这类场合。 这种“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倾向，自然很容易使他们从“社会 主义”滑到了“社交主义”的路上去。
然而，这种用“食”来笼络“人心”的方式，运用到“其心必 异”的外国人身上时，往往会失效，有时还会产生反效果。西蒙 ·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