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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时序（historical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 某人物的叙事形式。这个时序———典型的例子是五经中的《春 秋》———只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进程，并没有普遍性的 意义。但历史学家如果要解释某一事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 把该特殊事故纳入上述那种具普遍意义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 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 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 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媒”，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 生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 的逻辑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本书中谈的“深层结构”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 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 特定范围———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设定。书中无 疑举了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处理方式并不同于一般职业历史学 家，而是把它们归入我所谓的“表层结构”现象，亦即是属于特 殊性领域。书中的“深层结构”概念既然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 设定，而不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先天不变性，因此，并不存在它 是否在“将来”甚至在“现在”会遭改变的问题。
“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全面解构的。但我既然是 把它设定为“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 素，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仍预想这个相对稳定性的某一程度之 持续。有了这个新的体会，才为新千年版写出如下的新结论：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 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 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 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 拭目以待。
我充分理会到这个结论与本书的基调之间会产生极大的不 协调。
这就牵涉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另一种顾虑。既云 作者“重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恍如再次阅读一部陈年的日记， 里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识又倍感陌生”，那么，它的看法是否充 满偶然性，只反映作者某个时期的思想，而如今已事过境迁？
的确，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 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 如此的强烈，以至由它启发的文化批判远远超出一般的国民性 批判。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它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 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 剐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想全力地 挣脱出来才有的感觉。如今，作者已经居美三十余年，去国已 久，纵使分析能力远胜于前，但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心境，因此无 可能再写出二十年前的东西。
在这里，又回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顾虑。要消弭这 重顾虑，作者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解答：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观点， 往往是由独异的角度出发的。这种独异角度不只是由独异的人 提出，而多半由一个人生中出现某些时刻的独异条件所提供。
因此，这些时刻虽然短暂，这些条件纵使不会重现，却并不意味 它们的结晶之价值也是短暂的。相反地，这个结晶应该属于珍 禽异葩一类才对。
关于我个人的独异性（亦算是毛病），或许可简括为“最高 叛国罪”症候群。自从成为美国公民以后，我就一直在从事美国 文化的批判，而且也是细微末节地批深批透。这个已经进行了 十年以上的写作计划曰《杀母的文化》，读者请拭目以待。
2003年 12月 11日
写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新斯牟尔纳海滩
修订版序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于 1983年面世以来，一直获得 各方面的反应，但是有深度的批评还没有看到过。因此，这个批 评还得由我自己去进行。同时，在书出版了之后，我的一些看法 也有改变，借此修订的机会将它们包括进书内。
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一 点，我确实没有答案，书也没有一个结束语。在有机会与读者面 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 之，“救国”原非写此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与其原生 文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需借着“替中国 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 一种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此外，就是对本书有否严格地采取了结构主义方法的质疑。 在这里我必须澄清：我的“结构”概念是一个比喻。它并不像列 维…施特劳斯那般想确立人类心灵的基本文法规则。事实上，这 类尝试已归失败。如今，对“叙事”有了解的人，都只把它看作一 种意义的编织。任何叙事都能说明一些现象，甚或“发明”现象 之间的一些关联。在此意义下，思想与艺术创造的距离应可拉 近。
在原版中，我用语言的文法结构去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并 试图罗列这个结构的“内在的关联性、其可能性的扩散以及扩散 的形态”。这个意图，在书中某些地方为叙事带来了负担，因为 追求“扩散”，就常诉诸由一个文化意义去联系，去引申其他文 化意义的方法，结果往往会迷失了主线，且形成叙事之冗赘。在 修订版中，已尽可能去纠正这个现象。但既然不是由头重写，这 个纠正也是有限度的，而原版的架构仍保留。 原版面世已经六年。六年时间，中国的一些情形起了变化， 我的一些想法也有改进。在这段期间，更深入地阅览了各种对 中国人心理的研究，其心得即反映在重写与新加的章节中。
我的旧命题是：中国人“心”发达于“脑”。近年来看到的一 些心理测验的报告却指出：中国人投注在人际关系中的情感也 不是很强烈的。例如，根据中国科学院 1980年的一份心理测验 报告：相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人处于人际关系中较倾向心情抑 郁，个人的情感与外界之间也倾向呈现断裂疏离状态。在这里，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体如果像西方人那般明朗化地表达一己 之爱憎，人际关系无疑更为强烈，但也易趋于不稳定，像中国人 那种比较“身不由己”的人际关系，反会趋于稳定，但个人情感 的投注也不会强烈到哪里去。 上述的修正其实是更细致地加强了———而不是推翻了——— 原版中的说法。因为，我曾指出：即使中国人“心”发达于“脑”， 这个“心”却并没有表现为个人的热情，反而是化为镇止个人热 情奔放的社会化的“人情”。有关中国人“非性化”的探讨其实 也指向这一点。而全书中透露的讯息则显示：在中国人之间，理 性精神与人之热情双双不发达。但这类讯息却是“扩散”在全 书各章节中的，不将它们串起来的话，所谓“心”发达于“脑”的 命题就易产生误导。
此外，所谓“心”发达于“脑”，也只是就中国人的情感与理 智之比重而言的，不一定是指中国人的“心”比西方人或拉丁民
族的发达。在中国，必须将情感提升（亦即是理智化）到普遍性 原理之高度才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就不太发达。中国人的 “心”无疑是伟大的抒情文学遗产的基础，但中国人的文艺易流向感伤主义，而不是强者的浪漫主义。
指出中国人抑郁倾向的心理研究，亦忽略了中国人人格中 躁狂的一面，例如情绪的失控、将发泄行为带入了工作与执行公 务的场合中、在公共场所中的野蛮行径以及凡遇抗争情感即易 趋极端化、怨毒化的倾向，等等。这类非理性的表现自然也是 “心”压倒“脑”。
无论是抑郁或躁狂，其实都是情感与外界的现实产生断裂 的征状。用驾驶汽车作比喻，抑郁好比油门踩得不足，躁狂则是 将情感能源踩到溢泛的地步。人非机器，凡人生的场合中都该 会出现这类失调。但中国人的这类表现，却是结构性的泛文化 行为模式。人，该轻松愉悦的，却患了“情感便秘”症；该表现热 情的地方，却呈现“太监化”；在该达到性高潮的时候，情感却 “遥远”得很；该由自己去面对人生，对一己人生负责的场合，则 “不在现场”。但，该保持秩序、遵照程序的地方，却出现毁灭性、 无目的性之大爆发。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个人”的焦点模糊化， 也印证了书中举出的“自我”的被非组织化的命题。
这个泛文化性的人格两极化征状，在国外现代化了的华人 身上，都有减轻的趋势。相应的一面就是个体化的理性、自我组 织的萌芽。不过，我一直持有的看法是：在“个体化”的原理未能 全面贯彻而中国人传统之“心”的诸般形态反趋稀薄的情形中， 国外的华人会呈现出一种更为“身体化”的存在意向，人与人之 间触动感官的因素更形淡化，而文化与文艺的心灵也转趋微弱。
上述的分析或者非一眼就可以看懂。事实上，它牵涉到 “人”之发展过程中的一重矛盾性与暧昧性。这矛盾与暧昧也 笼罩着西方人。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成长方式是强 调“断裂—分离—个体化”，使个人脱离人生早期的依附状态， 以便及早地培养全面掌握一己人生的自我组织的力量。这种对 “人”的程序设计，令断裂形成一种惯性，导致从一个分离到另 一个分离的人生。个人在少牵挂、少禁制的情形下，固然容易表 达自己的七情六欲，却同时也使他难于进入人际关系。但只要 “个人”是全面盛开的，虽然人格系统是以理性组织为主导，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