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清楚，因此，一旦“利吾身”起来，就会损害别人、假公济私、化公 为私，有时占了便宜还要以为这是大家欠自己的“人情”。
的确，中国人的“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是只有在“二 人”之“心”互相“有到”彼此“身”上时，才出现的———如果这个 “二人”关系是君臣、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人的话，中国人甚至
还可以“成仁”（亦即是成全“二人”关系中的对方的意思）。
至于中国人的“一人”却也说得上是“人心唯危”的。的确， 由道家这套“身学”反映出：在中国文化里，如果“个人”从人情 的磁力场中退出，还可以具有一点超脱飘逸的意境（后来从印度 传入的佛学就为这些“出家人”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性的精神 形态）；然而，在某一些个例中，这种超脱是飘逸？灵性？还是 “明哲保身”的乌龟哲学？甚至是“退隐终南”的以退为进之术？
就已经不太分得清楚；但是，如果这个“身”仍然居留在人情的 磁力场内发挥作用，又不把重点放在“二人”感通之上，却去将 它放在“自身”这一端的话，就势必导致“以静制动”、“借力打 力”的阴谋术———亦即是老子所教导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①的确，对道 家来说，“天理”或“道”就是“一人”，而追求肉体长生不老的意 向就是希企与天地一般长久，因此，如果这个“道”一分为二而 成阴阳的话，也就会变成如何利用“二人”关系去利“一人”的自 然法则。显然，从道家这套“身学”反映出来的文化“深层结构” 的倾向是：中国文化的确将“人”设计成“二人”相互制约关系之 任何一端，因此，不受制约的任何“一人”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不 道德的主体”。这种倾向，与中国人之“身”不是一个自我组织 的项目，而是由彼此的“心”去镇止的对象的设计，也有结构性 的关联。
① 《老子·韬光第七》。 5。“上下一心”与“发动民心”
显然，中国人“无私”也好，“自私”也好，都不是“自我”已经 萌芽的表现，而是由别人去“定义”的。
在建国初期的 50年代，中国是一派“上下一心”的景象，因 此，人人都有礼让之风，干部也作风廉洁，比起同一时代的香港 好得多。的确，在那个年代，集体的威信还健在，“自己人”这个 圈圈扩大到五亿人，上面的心意“有到”下面，下面的心意也“有 到”上面，大家都受到人情的约束，不会胡来。更有甚者，为了建 设国家，老百姓还肯不计报酬地义务劳动，亦即是出现中国人那 种“挨义气”精神（的确，在香港的一些厂家中，亦出现老板在没 有订单时不肯遣散员工，员工在没有盈利时也肯“挨义气”的情 形）。
建国初期“上下一心”的局面，是由中国共产党经由长征、 延安时期、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逐步缔造而成的。日本人的入 侵，对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能凝聚成一个“自己人”的圈子，无疑 起着很大的催化作用。然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革命战士照顾 群众生活的“为人民服务”方式，却起着凝聚性的领导中心的作 用。这个中心，除了领导与群众之间出现“上下一心”的渠道之 外，还促成群众之间“心连着心”的大团结。
这种集体的“心力”是至为巨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它是 一种可以克服落后的物质条件的精神力量，使革命者能够用“小 米加步枪”去击败“飞机大炮”。这种由“心连着心”造成的“万 众一心”的局面也使建国运动得以完成。用“小米加步枪”去击 败“飞机大炮”，自然是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其实是“人心”的 因素第一），而不是像唯武器论者那般只重现代装备———至少， 在由长征到建国这一段时期内，这个“人心”逻辑是运用得当 的。
然而，这个逻辑也有运用不当的时候。在清廷搞洋务运动 之际，与洋务派打擂台的（例如大学士倭仁）就曾提出“自强之 道在振奋人心，而不在奇技淫巧”的命题，并且认为由祖宗传下 来的既定方针一字也不能改———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 次出现的“东风压倒西风”派，也是进入近代以来最早出现的 “凡是派”。后来与康梁维新派作对的徐桐、刚毅等人也属这一 派，慈禧太后则从中利用，而“振奋人心”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熟 知的自认“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之乱。
然而，在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斗争的策略上，党内发 动“人心”的“土派”却证明比莫斯科派回来的“洋派”正确。不 过，这种“人心”的逻辑之继续推衍，到了“大跃进”时代，却变成 了由“土法炼钢”加上“伟大的空话”所造成的灾难，到了“文革” 时代，则酿成了更巨之灾。的确，在某些时候，中国人的“人心” 之发动，就是“天下大乱”。 中国这个几千年来“超稳定”的天下，其结构性的意向也只 可能是“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换而言之，其“目的”意 向性是静态的，一旦出现“动”也只可能是“动乱”，而“人心浮 动”也从来都不是好事。因此，在中国历代的政局中，接近“上下 一心”的形式也顶多是消极的“天下归心”，而其目的则是为了 致天下于大治。
具有类似于中国人的“人心”逻辑的日本，其历史性文化 “深层结构”却不是这样。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天下”，但 是在全民的意识中却有类似以色列“选民”观念的“神国”心 态———这个“神国”具有一种“国运”的意向，亦即是一种势 将在天下万国中占首席地位的信念。因此，日本文化的“深 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事实上，日本历史的每 一阶段都有新的内容，而不像中国那样皇朝循环兴替。这个 动态的意向又与日本文化具有“超越界”的符号有关———日 本人认为他们的整个国家是由天神创造的国土，而天皇则是 天照大神的后代，因此维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跨越神界 与凡间的媒介。显然，日本文化的“超越界”并不是像西方人 那样是“个体”动态开展与提高意向的最后归依，而是整个国 家“集体”提升的拉动力。因此，从武士到庶民都有“报国 恩”的观念，而其意向则为在历史之流中去展现日本的“国 运”。这说明了：为什么王阳明的“心学”，在中国顶多是另 一种“镇止民心”的观念形态，传到了日本后却变成武士道的 唯意志论，渗到了民间也变成一种用勤奋工作去“报国恩”的 心法。至于作为全国效忠对象的天皇制，则是一种制度化了 的凝聚中心。因此，当面临西方的挑战时，全国就很快地出 现“同心同德”的局面，以及“上下一心”的总动员，而这股动 力也可以恒久地保持不衰。
至于中国，“人心”的因素是存在那里的，但却是被镇止 的对象，一旦发动起来，也只是造反，而且多半导致“动乱”。 到了现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基本缺乏的动态“目的” 意向性，却由外来的马列主义所提供，并且配合上中国人“发 动人心”的逻辑。因此，中国被西方人打开门户虽然早于日 本，但日本一接触外界即出现明治时代的“同心同德”局面， 中国人则只有待到中共长征与延安时期，历来作为被镇止对 象的“民心”才被转化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动态的唯 意志论，至于明治式的全国“同心同德”局面，则有待 50 年代 的建国初期才涌现。
然而，马列主义却是一个外来之物，而其动态的“目的”意 向却必须由展现过程内部的不断斗争与冲突去推进。因此，建 国初期的“上下一心”也是一个“由下而上”革命的结果，而不是 明治式的“由上而下”革新的局面，而这个不断“一分为二”的动 态开展过程，也终于由“文革”“发动人心”而导致“天下大乱”，
使“上下一心”变成“上下离心”。
在今后，要使“上下一心”的局面重现，唯一的出路是由“人 治”走上“法治”之途。
（四）“心”对“身”的照顾
1。中国人“二人”之间的照顾
中国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常以下列应对形式出现———一方 问：“你身体好吗？”另一方答：“你有心！”
这无疑是“心”对“身”照顾的最基本的原型。事实上，中国 人对别人的关怀，多以对方的“身”为对象（由此延伸，也包括关 心对方是否走上“安身立命”这个正途，等等）。中国人常常要 求自己所关心的人“多多保重”，也是针对“身”而言。根据《说 文》，“保”亦即是“养”。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身”是必须恒常地处于人情磁力场的 温暖包围中的，换而言之，中国人单薄的“个体”常常需要受到 别人“有心”的关怀与照顾。这种相互照顾，也总是以对方的 “身体化”需要为主要内容。例如：请客吃饭用膳时夹菜给对方 吃以表“心意”、送礼、在物质方面帮助别人，等等，都是对别人具 体的“身”之直接照顾。此外，就是帮助别人组织生活，例如安排 出路、找寻配偶之类。总的来说，“心”对“身”的照顾涵盖下列 范围：关怀别人的“身体”、问候别人的起居饮食、帮助别人“安 身”，等等。
中国人“心”的照顾对象既然是对方的“身”，因此，“有心” 的人总是给人一种“体贴”之感。
中国人“二人”之间的这种照顾方式，确也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它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笔者在大陆时，就有这种感 觉。这种感觉，在西方社会是没有的，在国外的华人社会中也大 为低落。因此，对在大陆的一段岁月，笔者至今仍然回味无穷。
不过，中国人的这种“二人”关系，却也往往被用来鉴定是否“自己人”的标准。换而言之，中国人的“身”必须具“体”地感 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