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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左”看右揭示了右派改造的真像，那么，对右派实行劳动教养及其实施的全过程，在《新生备忘录》中则连篇累牍地有十分详尽的报道。反右派运动的始末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就在反右高潮稍退之时，一九五七年八月，上层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右派分子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指出，这些反动分子其实在我们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内部也有。对于这样的人，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这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由于这个决定具有立法性质，数十万右派也就因此课以刑罚了。而要全面了解右派怎样被收容教养，《新生备忘录》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最全面、最翔实、最原始的档案。
劳动教养是从苏联移置而来的，但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它和劳动改造不同，劳改有刑期，而当时对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则无期。这真是一副“杀手锏”。因此，管教干部对劳教人员的训话总离不开这样的语句：只要你们积极改造，认罪悔罪，不要多久，你们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究竟时间是多久？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然而，这又确实是专政机关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于是，“强迫劳动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捉摸不定的标准。新生工程队的正式称呼是“湖南省第一劳动教养队”，它和广州铁路局第四工程队签定了承包京广复线株洲枢纽工程，由此可知，乙方没有完成甲方任务，是不能结束劳动教养的。可见，右派劳教的期限也就没有个确数，何况这期间还会遇到调遣、转移新工地等等可能呢？因此，作为“帽子”提在管教机关手里的右派分子，只能把自己当作廉价劳动力看待。何时是归程？浑无际涯。于是在新生工程队便有了“安心改造，以队为家”、“在工程队干一辈子”这样的口号。在集中营里，右派分子属于剥削阶级，他们和劳动阶级有着对抗性矛盾，承认罪错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就是拼命劳动。新生工程队就劳动纪律、劳动强度、作息时间、评比办法、奖惩规定、伙食标准等都制定了带有强制性的规章加以约束，而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只能延长扩大而不能缩减，打夜战、放卫星、打擂台恰恰是专政机关求之不得的事情。此外，思想教育中的“大破大立”又贯串于劳动的全过程里，因此“阳光底下搞生产，灯光底下搞破立”即成为劳教的真实写照。可以这样说，作为所谓“剥削阶级”的右派分子，他们在新生工程队不知被专政机关剥削了多少血汗。所有这些发生在劳教场所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均一一收集于《新生备忘录》里。它对五十年代的“法制”作了生动的诠释。
所幸的是，历史前进的步伐终于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场反右斗争及对右派实行劳动教养的残酷惩罚作为一个沉重的教训已永远钉在令人反思的昭示柱上。历史在前进，中国的法制在日益健全和完善。在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刑罚的种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六章“强制措施”中，都没有“劳动教养”这个刑科了，劳动教养的存废问题看来迟早是要解决了。有鉴于此，《新生备忘录》的出版，不论是对史学界和法学界，无疑都是一个可供旁征博引的负面教材。
以历史的眼光剖析从“左”看右，让我们明白那段历史是多么荒唐而绝情。而这种荒唐与绝情，恰恰是《新生备忘录》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