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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立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三红”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一黑”（指“五类分子”）。警卫处工作人员大量深入到基层，毛主席路过的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社区以及辐射的区域，都做到了万无一失。那时候一级警卫发动群众，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
梅岭一号警卫科长金文骏、工作人员邬素英、服务员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那几年，毛主席年年来武汉，都习惯住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工作人员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主席的大手，笑得欢得很。王任重、张体学陪同主席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钟头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主席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2005年3月10日易永喜口述）
当天晚餐是东湖客舍老厨师付加宽和主席随行厨师小东一起做的，家常四个菜，没有海鲜、没有鸡鸭。惟有付加宽师傅做的“武昌鱼”是个特色菜。毛泽东喜欢吃武昌鱼，从1953年毛主席第一次下榻汉口惠济路16号，付加宽就在组织的安排下为主席操厨。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第一天，付加宽往往一显身手，做道名菜“武昌鱼”。提起毛泽东吃自己烧的“武昌鱼”，今已80岁的付加宽如数家珍：
毛主席吃的武昌鱼，是地道的武昌鱼，在鄂州通长江的水闸那里捞的，古代那里才叫武昌。鱼长得又大又肥，七八斤重的多得很，也便宜。可毛主席叫人嘱咐不许我蒸大鱼，说吃不完浪费了。斤把重的就可以了。大鱼可专门蒸鱼肚，又好吃又简单，斤把重的武昌鱼不肥，不好吃。么样（怎么）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蒸武昌鱼时，上面加一条肥肉，鱼肉相融，蒸出来像海子味，味道奇美。火候要掌握得好。蒸好后放上烧好的冬菇、火腿，又好看又好吃。当时条件差，不懂肥肉膘油有“胆固醇”。
（2005年2月28日付家宽口述）
晚餐后，毛泽东办公室的台灯亮了起来。那晚，湖北省委公安厅警卫处警卫科长金文骏在梅岭一号外面值班。梅岭一号里面全部由中央警卫团毛泽东卫队值班。金文骏当年30出头，1953年参加公安工作，1954年调到武汉市公安局警卫处，不久和武汉市委招待所邬秀英结婚。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到武汉，这对夫妻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和服务工作。
梅岭老职工说，金文骏虽是个警卫干部，书卷气较重，平日喜欢读报纸，也喜欢记笔记。报上的重要新闻他记，毛泽东在梅岭一号的活动他也记。他有好多个当年的记事本。1965年毛主席到武汉，金文骏珍贵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起居和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情。近年金文骏血压高导致半身不遂，但说起往事仍记忆犹新，在他和邬秀英的记忆中：
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请当地领导人来交谈工作。每天晚上，梅岭一号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第二天清早。
印象特别深的是毛泽东到梅岭的第五天。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了“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1日如期召开的消息和公报。《人民日报》编者按很像毛主席说话的语气：“本报今天刊登了关于苏共领导非法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消息、公报，以及苏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和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并且将继续发表各方面对于这个会议的评论……”
3月21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六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参加者的评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
3月22日，毛泽东到汉的第七天，《人民日报》发表资产阶级报刊对“莫斯科三月会议”的评论。
3月23日，毛泽东到汉的第八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长篇檄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这篇评论再次给国际论坛巨大的震动。“莫斯科三月会议”这件事也给毛主席带来新的思索和忧虑。
那些日子毛泽东每天下午起床后散步，从梅岭一号出来，若有所思地走向南山甲所，从南山甲所慢慢转到东湖边上，步履沉重。平日毛主席散步喜欢和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这些天，毛主席喜欢背着手一个人静静地散步、静静地思考。
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时已进入公开分裂的紧要关口。中苏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实质是与维护国家主权交织在一起的。1954年、1958年两次台湾危机，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指责；1958年7月，苏联要求组织联合舰队，次年春又提出共建长播电台，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严正立场；1959年6月苏联下令禁止正在起运按照合同交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8月，赫鲁晓夫四处发表言论公开反对在远东地区试验核武器；1960年全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反华言论铺天而起。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苏、英、法四国拥有核武器。1963年7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会谈，签署发表《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苏联与西方联手，企图共同进行核垄断，首先阻止正在进行核试验的中国拥有核武器。7月31日，毛泽东亲自审定中国政府声明，建议全世界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同时表示了中国打破核垄断的决心。8月4日，苏共两大重要喉舌《真理报》、《消息报》同时转载了中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并发表了诽谤和侮辱性语言组成的按语，在此全文抄录，以窥一斑：
“下面我们刊载了1963年7月31日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这个自命不凡的名称是中国领导人给他们的文件所加的，这个文件不外是诽谤苏联和苏共，曲解和歪曲苏联政府的行动，曲解和歪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实验核武器条约的性质和内容。
“每一个读完新华社散发的这个可耻文件的人都看出，这个文件是不配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欢迎其列宁主义政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上占有版面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发表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全体苏联人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
在这种严重攻击中国、孤立中国、要挟中国的条件下，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我党相继发表九篇重要文章，当时被认为比较系统地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评论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的基本观点，时称“九评”。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同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1月上旬，为了争取团结，避免分裂，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1月7日酒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挚友）乘碰杯之际，向前去参加庆典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鼓动“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搞掉毛泽东，和我们搞掉赫鲁晓夫一样”。中国代表团当即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以国防部长酒后失言一语带过，中国代表团退出酒会坚决抗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在向其他兄弟党发信后给我党来信，提出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筹备委员会，时间从赫鲁晓夫原定的1964年12月推移到1965年3月1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一致认为，我党已于1964年8月30日复信苏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非法召开分裂会议，表示绝不参加分裂会议。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时间、内容与兄弟党没有任何协商，是一个分裂的会议，不予参加和理睬。
1965年2月5日，因越南战争升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5日和6日在北京停留，周总理同他会谈，再次申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柯西金7日至10日访问越南。当时，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给柯西金以颜色。中国政府10日在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游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挥手天安门。全国各大城市10日、11日共有1000多万人参加支援越南抗美的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也间接给柯西金的越南之行以鼓励。
11日，柯西金折回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同他会谈。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会谈气氛比较紧张，毛泽东对苏共的不怕分裂、害怕争论进行了尖锐的回击，但言谈中对中苏两党和好的前景仍留下了希望之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和柯西金一行合影。2月12日在中国各大报刊登载。
3月1日至5日，苏联共产党不顾中国、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日本等多方反对和缺席，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议的代表从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