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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真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局势，怎么可能参加到这个“响当当”的行列中去，享有造反派的殊荣呢？如果这些传记作者在“文革”期间，竟敢给林非先生戴上这顶桂冠的话，肯定会被真正的造反派愤怒地批判为一种亵渎的行径。我早就从林非先生的《记赵树理》和《小灾小难》等散文中，得知他几十年来坎坷的生活历程，这肯定也不可能是预先编造好的假话，再加上杨绛女士文章中的确证，充分地说明了林非先生绝对不可能是当时的“造反派”。孔庆茂和爱默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只是根据一些拨弄是非的误传，就不加调查与分析地随意写作，说明他们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运用杨绛女士这篇文章中的说明加以对照的话，也显示了他们的这些文字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位著名学者的名誉权，就是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是不是问心有愧？
不知道杨绛女士是否阅读过这些传记材料？总是有下述的两种可能，一是也许由于写作生涯的过于忙碌，无暇去顾及那些文字；其二是也许在看到之后就让它去流传。她这一回的文章正是将对方说成“革命男女”，运用如此的模糊战术，将这个名词隐隐约约地引向“造反派”的方向。而当前不少年轻读者对于“文革”中间的许多情况，又往往是混混沌沌地搞不大清楚，于是此种老谋深算的良苦用心，不就容易达到自己进行如此引导的目的了吗？她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间，又将林非先生说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当时的所谓“整‘五·一六’”，是针对在剧烈斗争中一批垮台的造反派而言的，后来却又不了了之，成为“文革”中间一个至今尚未彻底解开的谜团。根据杨绛女士的此种说法，就更是从她自己“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界定，又进一步把林非先生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其实在“文革”时期的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始终都分外地重视“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参加“造反派”也好，整治“造反派”也好，都必需符合这样的两个条件。在政治与思想上屡受批判和处分的林非先生，无疑是不可能被畀以如此的重任，立下这种功勋的。
杨绛女士在叙述当时分配房屋的过程中，说是林非先生的母亲从南方特地赶来充数，充完了数又被匆匆地打发回去，肖凤女士已经对此作了辩诬。我早就阅读过林非先生的散文《儿子的生日》《母亲的爱》这些篇章，知悉了老人在事先就早已前来北京与他们夫妇团聚，也知悉了老人的聪慧和母子间的深情，将这两者对照起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证明肖凤女士的论辩是属实的。更何况从谁都难于动摇的母爱这种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像杨绛女士那篇文章中所编排的这些对话。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不惜虚构出经不起推敲的话语，从而也伤害了已经安息于九泉底下的无辜的老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杨绛女士叙述当天发生纠纷的情况时，说是对方在共用的过道里随手就打了她女儿一个耳光，她才冲上前去厮打的，她女儿拉曳着想加以阻止却拖不动她，可见她使出的气力极大。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狠命的厮打，她女儿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就首先会考虑到赶紧护卫自己的母亲，或者是赶快把两人拉开，或者是呼唤在屋内的父亲，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打对方。然而在被杨绛女士描绘得如此紧张与危急的局势之中，她女儿竟完全不采取上述这些用来度过难关的应急措施，不顾自己正在厮打中的母亲，离开现场独自下楼去寻找居委会的主任来调解，这样的行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答案似乎只能是如此：她女儿当时根本就并不在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显然也就成了编造的谎言。我反复比较了杨绛与肖凤这两个文本对此的不同叙述，感到后者的说法更为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杨绛女士叙述两个“革命男女”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按在地下，然后又提起来，又摔下去，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回，当然就会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弄得头晕脑眩了，尽管如此她却还能够抓住对方的手指，咬下去还感到了相当的硬实，似乎又是十分的清醒，这样的叙述就显出了极大的矛盾。这场在殴斗中不断抛掷对方的惊险动作，确乎是被渲染得有声有色，然而两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能有如此硕大的气力和高超的技巧吗？像这样激烈打斗的场面，恐怕只有京剧《三岔口》里技艺非凡的武打演员，才能够静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来，是不是他们这三个正在打斗的人，也学会了如此高明的演技，否则仅仅是隔着一道木门背后的钱钟书，居然会听不到厮打的声音，不立即赶出来助阵，而要在这个激烈的场面告终之际，才开门而出。根据肖凤女士的文本，林非先生是在听到她疼痛得呼叫的声音时，急忙从小屋里赶出来的，钱钟书也应该是在此时闻声而出，才显得合情合理。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肖凤女士叙述得较为朴实的文本，就要比杨绛女士描摹得过于夸张的文本更显得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肖凤女士叙述林非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时，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突患腰疾，曾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回京后还复发过多回，行走时都得小心注意。记得我在采访肖凤女士的时候，正值林非先生犯病卧床，不能行动，应该可以证明她讲的是符合事实的。肖凤女士也是文弱的书生，而且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两人怎么能像熟练的京剧或杂技演员那样，把对方上上下下地连续抛掷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共用的过道里那坚硬的石板地上，六十挂零的杨绛女士像这样“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居然还毫发无损，当天就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涉活动？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中间，才会揪住对方的手指，才能狠狠地咬住，从而产生出硬实的感觉来，这不能不引起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林二人飞奔出来，引起钱钟书挥舞大棒打林非的事实。
对于这场在“文革”中间发生的小小的悲剧，杨绛女士这个文本的基调，是充满了一种宣泄私愤的强烈情绪，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词汇也就并不稀奇了，而且有些情节也明显地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企图运用这样的办法去损害对方，这就不是一种正当和负责的态度了，这就和严肃地反思自己“不光彩”的一些苗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既然承认了自己这方的打了人和咬了人之后，竟还表示他们“堕落”到了对方的水平，这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十足的霸气。对于像杨绛女士这样著名的作家来说，写出如此缺乏应有胸怀和境界的文字，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而肖凤女士也被对方突然的攻讦所激怒，在进行澄清和论辩的过程中间，反弹出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愤慨的情绪，表示“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冒出这样的情绪来或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接着又进一步指责对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这又是被对方的泄愤所伤害之后，比赛着要激烈地向对方泄愤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从而也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你难道未曾想到过自己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在“文革”时期被百般无奈地不住挪动的惨状来，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你难道未曾想到过大家在今天所具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比在“文革”时期那种流离颠沛和丝毫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惨状来，又不知道要前进了多少倍？如果从这种历史的高度来反思“文革”时期悲惨的生存状态，肯定能够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来。我阅读过肖凤女士的不少作品，突出的印象是她能以真情打动读者。曾经在读她的自传《天若有情天亦老》（《传记文学》1997年第11期——1998年第1期选载）时，禁不住要掉下泪来，我衷心地建议她应该着重于多写这样的篇章。
对于这两位著名的女作家来说，怎么能够做到即使当发生的事情涉及自己的时候，也要冷静与理智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加以描绘和剖析，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个人恩怨的激烈情绪也许会获得淡化与消解，罗罗嗦嗦地陷于无聊琐事的文笔也肯定会停止下来，集中去思考如何使得自己今后的作品更趋于思想和艺术的高度。但愿这不是笔者的一种奢望。